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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關公戲劇表演特點探究

時間:2019-12-24 09:43作者:肖貴成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我國古代關公戲劇表演特點探究的文章,一般情況下,只有那些被戲迷喜愛的,在舞臺上經過藝人、戲師與文學家之間反復搬演、加工、修改之后持續搬演于戲劇舞臺的劇目方可在歷代相關戲劇文獻中存留,因此,我們以現存戲劇關公劇目史料為中心對關公戲演出史作

  摘    要: 關公戲在宋元之時出現了第一次演出盛況,明前期百年時間內關公戲傳承了宋元關公戲演出傳統,整體看明中后期劇本創作受文人劇的影響致使關公戲改編或創作趨向雅化,不能為關公戲曲舞臺提供充足的新鮮血液。明末至有清一朝關公戲迎來了其演出史中的鼎盛時期,打磨出了可供演出的經典。為各階層民眾提供了娛樂欣賞之具。

  關鍵詞: 關公戲; 演出劇目; 經典發展;

  Abstract: Guan Gong drama saw its first prosperity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The Guan Gong drama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s of those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literati,the script writing and adaptation of Guan Gong dramas tended to be refin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which failed to provide new elements to Guan Gong dramas.Guan Gong drama met its heyday in the lat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nd many classic dramas became important ways of entertainment for all walks of life.

  Keyword: Guan Gong drama; plays to perform;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plays;

  0、 引言

  一般情況下,只有那些被戲迷喜愛的,在舞臺上經過藝人、戲師與文學家之間反復搬演、加工、修改之后持續搬演于戲劇舞臺的劇目方可在歷代相關戲劇文獻中存留,因此,我們以現存戲劇關公劇目史料為中心對關公戲演出史作以簡單論述。

  關公戲成于隋唐,基于宋金而繁盛于元明清。從戲劇史料中我們得到如下關公戲劇本劇目:

  金關公院本5種:《赤壁鏖兵》《刺董卓》《襄陽會》《大劉備》《罵呂布》。元關公雜劇20種:《關大王獨赴單刀會》《關張雙赴西蜀夢》《虎牢關三戰呂布》《劉玄德獨赴襄陽會》《劉關張桃園三結義》《關云長單刀劈四寇》《關云長千里獨行》《壽亭侯怒斬關平》《張翼德單戰呂布》《諸葛亮博望燒屯》《關云長大破蚩尤》《虎牢關三戰呂布》《千里獨行》《斬蔡陽》《關大王三捉紅衣怪》《秉燭達旦》《關大王月夜斬貂蟬》《壽亭侯五關斬將》《關云長古城聚義》《洞玄升仙》《鎖白猿》等:明關公傳奇、雜劇七種:《桃園結義》《斬貂蟬》《秉燭達旦》《獨行千里》《義勇辭金》《古城記》《關公斬妖》《三英戰呂布》等;清關公傳奇雜劇62種之上:《關公借荊州》《關公斬貂蟬》《單刀赴會》《夜看春秋》《計說云長》《瀟橋餞別》《華容釋曹》《汜水關》《陳公計》《虎牢關》《華容道》《取長沙》《鼎峙春秋》(關公劇目50出左右)。以上合計94種以上,90多種劇本劇目不包含:第一,戲劇史料中演關公戲而沒有具體出目者;第二,在同一朝代不同戲劇史料記載的同一出目而省略者。90多種劇本劇目在現存歷代史料中劇目相類者較多,很明顯,劇目出現的次數越多,說明該劇種在宮廷與民間演出越頻繁,流布越廣,觀眾越喜好。
 

我國古代關公戲劇表演特點探究
 

  較早記載關公戲演出的相關史料如宋高承《事物紀原》[1]352:“影戲之源,出于漢武帝李夫人之亡……宋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采其說加緣飾作影,人識為魏吳蜀三分戰爭之像。”該文獻說明:第一,至宋一代,三國戲已經在勾欄瓦舍乃至村街陋巷中普遍出現且得到市民群體、鄉間百姓的喜好;第二,三國戲中或許有關公戲在其間;第三,材料均沒有直接提供給我們有關關公戲搬演的情況。直接陳述關公戲演出的記錄在“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北宋張耒《明道雜志》:“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群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頗為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2]14,15一些學者認為此則材料為史料中最早之關公戲。筆者不認同此觀點,原因有二:其一,隋唐宮廷儺戲過程中已經有祭祀關公的史料,關公戲當產生于隋唐最晚至宋早期的宮廷儺戲中,這一觀點已經被相關學者所認同,前文已證;其二,影戲依據上文史料可知源于宮廷,其發展至繁榮階段當在唐宋宮廷儺戲中,正常推理關公影戲應該是作為宮廷儺戲之一種在宮廷汲取宮廷儺戲的營養發展壯大后才散布民間。張耒所記京師中富家之子得以觀看關公影戲很有可能是宮廷關公儺戲藝人擴散到街市的情況。而在擴散之前關公影戲勢必在宮廷儺儀中有一個緩慢的萌生發展過程。然關公戲作為戲劇之一支在北宋都市搬演本則史料卻是明例。

  北宋關公影戲雖然可作為早期關公戲搬演的明例,然從其內容看這則材料只為我們提供了觀眾觀看表演時的感受,并沒有提供給我們搬演關公戲的具體內容與出目,較早提供關公戲劇目作為腳本搬演的史料有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3]276,其中記金院本三國無名氏院本劇目五種:《赤壁鏖兵》《刺董卓》《襄陽會》《大劉備》《罵呂布》,其中《赤壁鏖戰》《襄陽會》定為關公戲無疑,其余三種或者也有關公情節在里面。作為行院藝人之底本,可知關公戲在金亦演出。遺憾之處是,該文獻雖然提供了關公戲搬演的具體出目,然卻沒有具體搬演的情況、搬演內容及觀眾表現等。

  1、 宋元時代關公戲在民間與宮廷盛演

  宋元時代關公戲在民間與宮廷的演出情況,可從以下兩點簡論之。

  1.1、 可從南戲演出中獲證

  南戲劇目《張協狀元》第一出【滿庭芳】有“教坊格范,緋綠可仝聲”[4]2,這一句出現了“教坊”與緋綠社,教坊一詞較早見于《新唐書·百官志》,為宮廷內掌管俳優、雜技的部門,而從宋《夢梁錄》《武林舊事》等相關材料可知,遲至宋朝,教坊中雜劇已經變為正色,換句話說,宮廷中已經出現了真正之戲劇表演。緋綠社是南宋杭州一有名的民間劇團,這句話表明:戲劇表演經過唐宋時代的發展,宋元時代民間戲劇已經可與宮廷戲劇相互媲美。同為宋元時代的南戲劇目《宦門子弟錯立身》即敷衍了沖州撞府之路岐人在勾欄作場的狀況,此時,戲劇已然成了供都市市民娛樂的主要方式之一,從宦門子弟完顏壽馬為看王金榜戲劇演出“金珠使盡”而又癡迷于此道的案例看,宋元戲劇之繁榮格局已成。又在《宦門子弟錯立身》第五出有王金榜為完顏壽馬提供的當時之可唱劇目,其中就有《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等南戲劇目[4]232,這里何以將《關大王獨赴單刀會》作為南戲劇目而非指關漢卿之創作劇目?原因有:第一,既然本劇目被《永樂大典》錄為戲文劇目,定有一定之由,而作為早期南戲劇本旦角之唱詞其體例不可能為元雜劇作品;第二,宋元間相關三國戲劇目并非只此一種,就劇目看尚有無名氏撰之金院本《赤壁鏖戰》《刺董卓》《襄陽會》《大劉備》《罵呂布》,宋元戲文《貂蟬女》《甄皇后》《銅雀妓》《何郎傅粉》《廬江祭》《劉先主跳檀溪》《劉備》《斬蔡陽》等,既然《關大王獨赴單刀會》并非作為宋金南戲劇本之孤本而獨立存在,也就能說明此本不為關漢卿所做之同樣劇目的可能性;第三,該劇目不僅被錢南揚先生校訂為“金亡之后宋亡之前”的南戲作品,在《三國戲曲集成》中亦被胡世厚先生列為無名氏之戲文作品,與關漢卿元雜劇同名劇目無涉;第四,孫楷第[5]、馮沅君[6]、黃天驥經過考訂認為金元有兩個關漢卿,一位是金元間作家關漢卿,仕元太醫院尹,生于1241~1250年間;一位是楊鐵崖《宮詞》中記由金入元之優伶關漢卿,如此說成立,亦可說明王金榜唱詞所提及之劇目乃同名優伶而傳之院本或南戲劇目無疑,又依據其考訂生年1241年,大金已經滅亡,因此,此劇目斷非金院本,只能是南戲劇目無疑。又由宮詞本身看,“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弦;大金優諫漢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尹伊扶湯》為宮廷承應戲無疑,而同樣作為大金院本名目的《關大王獨赴單刀會》,亦有可能被關漢卿如《尹伊扶湯》劇目一樣作為宮廷承應戲帶入宮廷了,換句話說,在宋金時代,南戲或院本關公戲不僅被全國各地市民群眾喜好在勾欄瓦舍內表演,亦有可能作為承應戲在宮廷表演。

  張庚、郭漢城《中國戲曲通論》將關漢卿出生年定在1210年前后,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將關漢卿生年定在1213年前后,依據這兩本史冊材料所限定的生卒年限看,由金仕元的劇作家關漢卿成就《關大王獨赴單刀會》更為我們所接受,歷代文藝理論史料也多將此劇目歸于劇作家關漢卿,倘若優伶之關漢卿與戲劇家之關漢卿為一人的話,那么該劇目就不再是金院本或南戲劇目而是元雜劇。即便如此依據上文提及之《宮詞》也能說明關公戲作為元初雜劇體例在民間或宮廷搬演的情況。

  上述情況說明宋元時代,關公戲已經在繁華的都市勾欄或宮廷內搬演,且又被仕宦之家所喜好。這是關公戲在民間或作為宮廷承應戲搬演于宮廷的情況。

  1.2 、從元雜劇劇本中獲證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之【新水令】有唱:

  大江東去浪千疊,引著這數十人駕著這小舟一葉。不比九重龍鳳闕,這里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別,來,來,來!我覷的單刀會似村會社。

 。ā对s劇三十種》)

  在這段唱詞中出現了“我覷的單刀會似村會社”,“村會社”,后來此劇目版本如《脈望館抄校本》《鼎峙春秋》等多引為“賽村社”,關漢卿《五候宴》第三折亦有“秋收已罷,賽社迎神”的句子。說明關漢卿時代賽社活動頻繁于春秋二季,賽社之中搬演關公戲也有可能。原因有三:第一,宋代關公被封為真君及元無名氏《關云長大破蚩尤》在《唐樂星圖》《周樂星圖》及《扇鼓神譜》中的出現均說明關公在民間社祭中的地位較之隋唐進一步提升,作為主祭之神在民間廟堂逐漸呈現。這就增加了關公戲在民間祭祀活動中得到更多搬演的幾率;第二,《單刀會》在《禮節傳簿》《周樂星圖》《唐樂星圖》三種社戲史料中的記載亦能與此例互相參證。第三,《單刀會》作為《元刊雜劇三十種》之一,從元刊雜劇只有唱曲而無科白看,類似院本及現存部分儺戲劇種之腳本,倘若作為腳本其定在元舞臺搬演過。第四,關漢卿劇本中多次出現“賽村社”這一民俗事項,或者能夠說明這一民俗事項也正是關漢卿所親聞親歷之事,關漢卿寫作具備祭祀屬性的關公戲劇本或者正是為了在這一民俗事項中搬演。第五,元代關公雜劇有20種之多,說明創作與搬演關公戲是元代戲劇家一致的喜好,場上之曲是元雜劇區別于明清傳奇的顯著特質,如此,與雜劇作家一致,觀看關公戲則為元代戲迷共同之興趣。

  元雜劇關公戲在中國戲劇發展的第一黃金期順應戲劇搬演本色而被大量創作并表演于舞臺,其中一些經典劇目在明初百年傳奇創作尚不不發達時依舊傳唱于全國各地,占據中國戲劇主要舞臺應該是不爭的事實。明朱有燉《香囊怨》第一折記錄了當時汴梁行院祗應劉盼春唱《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的例子,就說明明初《單刀會》依舊在開封地區流行。

  2 、明關公傳奇雜劇在宮廷與民間的搬演

  以《義勇辭金》與《三英戰呂布》為例,簡談關公戲在明一代的搬演。

  明雜劇《關云長義勇辭金》是否登上了戲劇舞臺,筆者認為是肯定的。理由有四:其一,周寧王朱有燉(1379-1439年)工詞曲,精曲律。“能歌時曲能踏爨,能翻古本能妝判,能收新諢助情歡。”[7]192有自己的家班,自己所制作的雜劇為何不能搬演?其二,明人李夢陽《汴中元夕》[7]192-204詩稱:“中山孺子倚新妝,鄭女燕姬獨擅場。齊唱憲王春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這首詩記錄了元宵節周王府內搬演周寧王雜劇的例子。其三,在《誠齋樂府引》中,朱寧王言其作《誠齋樂府》在于使時曲與詩詞同刊,“以為梁園風月之清賞耳”。梁園即朱寧王自己在開封的王府之地,很明顯,他著曲樂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在于供自己在家欣賞。這種說法也從其雜劇中反映出來,《瑤池會八仙慶壽引》言:“予制《蟠桃會》《八仙慶壽》傳奇,以為慶壽佐樽之設。”《豹子和尚自還俗引》言:“用是以適閑中之趣,且令樂工演之,觀其態度,以為佐樽之一笑耳。”《張天師明斷辰鉤月引》言:“制《辰鉤月》傳奇一本,使付之歌喉,為風月解嘲焉。”《南極星度脫海棠仙引》云:“作《海棠仙》傳奇一帙,以為佐樽賞花云耳。”《呂洞賓花月神仙會引》有:“制傳奇一帙,以為慶壽之詞。抑揚歌頌于酒筵佳會之中,以佐樽歡暢于賓主之懷,亦古人祝壽之義耳。”《河嵩神靈芝慶壽引》云:“因作傳奇一帙,載歌載詠,以答荷社稷河嵩之恩眷,以慶喜圣世明時之嘉禎,以增延全陽老人之福壽耳。”《貞姬身后團圓夢引》有:“觀之者鑒茲。”《群仙慶壽蟠桃會引》有:“積成傳奇一本,付之歌,唯以資宴樂之嘉慶耳。”《縐搜判官喬斷鬼引》有:“特制傳奇一帙,使人歌詠搬演,亦可少補于世教也。”[8]135以上九部傳奇在朱王府的適時搬演足以證明朱有燉寫作傳奇有為了家班在王府舞臺表演的需求!读x勇辭金》引子雖然沒有明確說明此劇在周王府搬演過,但作此傳奇“以揚其(關公)忠義之大節”至少得通過王府家班的搬演才能實現。其四,從其影響看,明沈德符(1578-1642年)《萬歷野獲編》記:“【填詞名手】本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火,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弦索,穩葉流麗,猶有金元風范。”說明16世紀上半葉朱有燉雜劇依然依其音樂和諧,適合管弦而流行于勾欄。無獨有偶,上面提及清趙吉士(1628-1706年)《寄園寄所寄》之詩話篇有:“制《誠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又知朱有燉雜劇在清初依然流行。

  以上四點說明,朱有燉制作之《義勇辭金》至少在朱王府由家班搬演于府內戲臺可以成立。該劇目在明清戲臺演出也極為可能。

  如果《義勇辭金》一劇并沒有直接演出史料記載的話,那么宮廷戲畫《三英戰呂布》則為我們提供了明成化年間(1447~1487年)三公戲搬演于宮廷的例子。該戲畫為明人繪制,題目為《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卷》,絹本設色,橫690厘米,縱36.7厘米,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9]該幅圖反映了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明憲宗朱見深元宵節宮廷內觀燈、看戲的風俗畫。從這幅圖畫可以清晰地看到,《三英戰呂布》正與其余雜劇同臺表演。圖中劉關張與呂布的戰斗場面描繪得惟妙惟肖,這幅元宵節風俗圖可證十四世紀中后期關公戲在明宮廷內得以搬演的實情。

  明末清初,清人計六奇《明季北略》有1640年張獻忠攻陷桐城后優伶在軍營搬演關公戲為其慶賀生日的記錄:

  時九月初十,為獻忠生日,各營頭目及本營諸將,皆稱觥上壽,優人侑觴,凡作三闋,第一演關公五關斬六將,第二演韓世忠勤王,第三演尉遲恭三鞭換兩锏。三奏既畢,八音復舉。美人歌舞雜陳于前,歡飲移時,諸將辭出。[10]210

  這則材料給我們提供了在明末清初社會動亂之際,關公戲《過五關斬六將》依然能夠在義軍張府被優伶演出的記錄,從而可知此關公劇目在當時的盛演情況。

  3 、清代關公傳奇雜劇的演出

  明代中后期文人傳奇劇一枝獨秀,案頭劇居多,戲劇劇本逐漸文學化,雅化,這種情況對戲劇的傳播起到了進一步的上拉效果,然很多案頭劇并沒有經過場上的實踐最終淪為文人把玩的工具,作為傳統創作題材關公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而成果較宋元為少。關公戲這一時期受文人劇的影響在本色當行、可演可傳一面較宋元損色不少,隨著明末清初中國戲劇第二黃金期的到來,戲劇舞臺表演藝術的精益求精成為戲劇創作與改編者、戲班及各階層戲迷一致的訴求,關公戲表演藝術也隨之趨向精湛。下面通過幾則關公戲表演實例加以說明。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序言中記載了乾隆年間在北京關公廟前搬演《單刀會》的例子:

  關圣廟遍天下,而京師尤勝。入祀典者,地安門外西步量橋白馬廟,正陽門月城右之廟,春秋致祭。除夕開正陽內門,由內城居人瞻拜;夜子后開西門,城外居人瞻拜。香火極勝。歲之五月十三日為單刀會,是日多雨,謂天賜磨刀水云。殿祀精嚴,朱楹黃覆,綺檻金龕,中奉圣祖御書額曰忠義。西廡下有明董文敏書焦太史所撰碑記,傳為二絕。[11]23

  清乾隆年間京師關公廟前祭祀關公并于5月30日在各處關公廟前搬演關公戲《單刀會》以作祭祀過程之一部分!秵蔚稌穭∧孔鳛榧漓脒^程之一部分而得以在舞臺搬演,具備關公儺戲的祭祀屬性。當然,此處《單刀會》的演出已經可以與其余祭祀事項相互剝離,整個祭祀過程也未必必有戲劇搬演在其間。所以《單刀會》在這里除了具備祭祀屬性之外,其是否必須像宮廷儺戲一樣在祭祀過程中作為程式之一部分搬演及搬演能否成功主要依據《單刀會》藝術的本體特質而非其它。換句話說,這里的《單刀會》較之祭祀戲劇在祭祀過程中的程式化屬性更多具備了其表演藝術的屬性。

  戲劇作為一種表演藝術,其表演性才是最為根本的屬性,才是判定一種藝術是否為戲劇體裁的根底。關公戲作為戲劇園地之一支,有清一代表演性得以于城鄉舞臺錘煉,關公戲搬演實例較前朝為盛。如袁枚在其《子不語》(卷十七)“木姑娘墳”中,記載了乾隆年間京師寶和班在海岱地區搬演關公戲一出《關公借荊州》:

  京師寶和班,演劇甚有名。一日者,有人騎馬來相訂云:“海岱門外木府要唱戲,登時須去。”是日……大花面顧姓者不耐煩,竟自涂臉扮《關公借荊州》一出,單刀直上,鑼鼓大作……”[12]321

  寶和班有班中旦角演員李桂官史料可證其在乾隆朝實有,李桂官與乾隆朝進士畢沅交好而出名,被戲為狀元夫人。袁枚熟識畢沅與李桂官,曾為李桂官的《勸畢公習字》作序。這樣看來袁枚也極有可能熟悉寶和班并觀看過寶和班的演出,《關公借荊州》在乾隆朝縉紳之家被昆劇寶和班搬演可為一證。

  這是在官僚之家關公戲的搬演,也有關公戲在民間的搬演史料,如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三德堂刊本游戲主人篡集之《笑林廣記》(卷五)殊稟部“看戲”錄有一則當時搬演關公戲的笑料:

  有演《琵琶記》而找《關公斬貂蟬》者,鄉人見之泣曰:“好個孝順媳婦,辛苦了一生,竟被那紅臉蠻子害了。”[13]67

  鄉下人在這里將《琵琶記》與《關公斬貂蟬》的故事情節做整體觀,將女旦趙五娘與貂蟬視為一人,認為關公斬了孝順媳婦趙五娘,鬧出了笑話。這則史料一方面反映了清前期戲劇觀眾審美水平不夠高,另一方面也出示了在民間有《關公斬貂蟬》此一關公戲演出的事項。

  與宋元一樣,關公戲的表演在清代得以鼎盛與同時代其余藝術相互共存共生,互為汲取有關。清無名氏《第一奇女》[14]12第5回《吟詩賭酒二美和諧,掃地焚香三人禱告》高王府請來自稱朱仙鎮人氏胡半仙者唱時調書曲,其中在其唱詞中有“五鳳合鳴單刀會,八義同俠戲牡丹”之句,說明該唱曲先生會唱曲子詞《單刀會》,這也是《單刀會》在清代被藝人傳唱的明證,說唱藝術《單刀會》定時汲取了關公戲曲、小說等體裁的優秀元素而又加以鋪排,構成時調書曲。其在民間的傳播自然也有利于《單刀會》等關公戲在同時代的舞臺搬演。

  關公戲在清宮廷與民間反復搬演,表演藝術程式化,許多藝術家的表演達到爐火純青之地步而形成獨具風格的表演藝術。最為典范的代表就是丁汝芹《清宮戲事———宮廷演劇二百年》[15]98提及的宮廷承應連臺本大戲《鼎峙春秋》,“連臺本戲大都角色眾多,規模宏大……往往每天一本,連演十天,演完二百四十出戲”。乾隆本《鼎峙春秋》中關公戲回目有:《關夫子夜看春秋》《萍蹤合酒肆訂交》《蘭契投桃園結義》《三兄弟大破黃巾軍》《奮神威停杯斬將》《虎牢關義師決勝》《白門樓家奴就戮》《獵許田君弱臣強》《游說客較短論長》《秉燭人有一無二》、《承宴會卻物明心》《赤兔馬歸真主控》《青龍刀振壯夫殘》《掛印封金尋舊主》《紅袍藥酒餞賢侯》《邂逅莊翁書別贈》《堤防關將命輕捐》《凈國寺借酒作刀》《滎陽關漏風息火》《棄盜投軍邪歸正》《閉城迫戰弟疑兄》《三度鼓停老將誅》《一家人在古城聚》《元直安排破敵軍》《將計就計取樊城》《求賢切踏雪中臨》《隆中振袂起耕夫》《曹操追兵遇伏歸》《絕無生處卻逢生》《計長久拈閹取郡》《老將甘為明圣用》《赴單刀魯肅消魂》《圣武式昭華夏震》《王猷久塞九襄開》《攻襄郡大隊奪門》《守樊士卒無生氣》《舁櫬先鋒有死心》《暗傷毒矢迎頭發》《分痛楸枰對手談》《老比丘玉泉點化》《紅護法貝闕朝天》《托遺詔輔取兩言》《大褒崇九天翔步》《群魔斂跡清華甸》《三教同聲頌太平》等45出,涉及關公戲者在該文獻中當不限于此。嘉慶本《鼎峙春秋》以關公戲為主的回目有:《夜看春秋》《三英相會》《桃園結義》《三戰呂布》《赤兔歸關》《怒斬顏良》《掛印封金》《餞別云長》《胡莊投宿》《殺秀誅!贰镀諆魰P》《胡班泄機》《周倉歸正》《閉關不納》《蔡陽封刀》《古城相會》《赤壁鏖兵》《華容釋曹》《計取襄陽》《智淹于禁》《單刀赴會》《怒斬龐德》《樊城會戰》等23出。

  當然,關公戲演出在清代也并非一帆風順,政治需要、當權者喜好及關公信仰、演出習俗等對其搬演也存在有負面影響。如清末何剛德在其《客座偶談》中言:

  北人好聽戲,尤好武戲,武戲多演三國也。然凡屬軍人,無論南北,則談吐間皆演義也,甚矣演義魔力之大也。但三國人才多矣,而獨注重于關壯繆,或稱關公,或稱關老爺,南人則又稱曰關帝。北人不敢唱關公之戲,謂一唱即攖奇疾。南人則不忌,然唱者亦必十分嚴重,一不慎亦即立遘災害。出臺時,觀者為之一肅。北人崇拜者,視南人為甚,而關外為尤甚。[16]315

  這則材料為我們提供了受關公信仰的影響,北人不敢唱關公戲而南人也謹慎選擇關公戲的情況,這種情況亦被同時代演員所描述,言“搬演關公戲時太后亦轉身為敬”,關公戲演出在這樣的文化氛圍里確實有其尷尬的一面。當然,關公信仰不可能完全阻擋關公戲在宮廷與民間的搬演,清錢德蒼于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763~1774年)陸續編成的明清場上戲劇精要之折子戲集《綴白裘》收錄關公折子戲《刀會》、《訓子》等就足以說明關公戲在清代演出盛況空前,經過藝人在舞臺上的反復錘煉最終才得以成就關公折子戲。

  關公戲演出清末而不衰。在《道咸以來梨園系年小錄至德周明泰志輔》中周明泰收錄有自嘉慶十八年(1813年)到宣統三年(1911年)全國演戲史料,其中有記:道光四年(1824年)慶升平班戲目《汜水關》《陳公計》《虎牢關》《華容道》《取長沙》;同治十三年(1874年)有洪德安能演紅凈關公戲48出,“久走外江,曾回京數次,皆未能久。”可知關公戲演出橫貫有清一代。

  4、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中國古代關公戲表演的整體發展線索。關公戲在中國肥沃的儺文化中孕育、于隋唐成型,借助唐宋豐富的藝術文化脫胎而出,形成體裁不一,各具特色的戲劇藝術。宋關公影戲、說唱戲、金關公院本得以在宮廷、勾欄、街頭陋巷于觀眾見面,滿足了各階層戲迷的審美需求。元至明初百年,關公戲演出迎來了其第一個發展黃金期,宋元都市文化的發展為關公戲的演出提供了商業契機,一定的票房收入壯大了戲劇行業隊伍,走街串巷的“乞討”戲劇團體增添了少量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的才子,他們與歌妓為友,為她們寫辭,大量關公戲劇本的創作與改編不僅為歌妓提供了施展技藝的機會,為戲迷提供了娛樂的渠道,為劇作家提供了抒發性靈的工具,更為關公戲的演出提供了可供依據的根基。明中后期,受才子佳人劇的影響舞臺上的關公戲整體亦如前期基本從金元雜劇中改編而來,少量文學劇本除了使得關公戲趨向雅化,成為案頭讀物外,在戲劇舞臺上并沒有飛躍性發展。當然,將戲劇這一通俗文藝上拉到與詩詞并列的地位,客觀上有利于關公戲在舞臺上持續搬演傳承,或者就是借助上拉之后關公戲成為雅俗共賞的藝術,明末至有清一代各類聲腔劇種的關公戲才得以在宮廷承應,在權貴戲園、城鄉戲樓茶座里反復上演,最終轉化為經典折子戲,抒寫了中國古代關公戲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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