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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剝洋蔥》和小說《鐵皮鼓》的交織

時間:2019-12-30 09:14作者:胡松杰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回憶錄《剝洋蔥》和小說《鐵皮鼓》的交織的文章,鐵皮鼓》是一部自述體小說,主人公奧斯卡30歲生日來臨前在精神病院白漆欄桿的病床上讓護理員買來“清白”的紙,敲響珍愛的鐵皮鼓,追憶一生寫下自供狀。

  摘    要: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在耄耋之年出版了回憶錄《剝洋蔥》直接披露了自己、他人以及國家的納粹罪責,而其實早在其1959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鐵皮鼓》中,作者就以藝術隱喻的方式借奧斯卡之口對罪責加以講述。“恥辱”和“辯白”在洋蔥皮上沙沙作響,而最本質的罪責是“我沉默”。時隔四十七年,回憶錄《剝洋蔥》和小說《鐵皮鼓》相互交纏,記錄著一個人、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時代的洋蔥皮上的罪責。

  關鍵詞: 恥辱; 辯白; 沉默; 《鐵皮鼓》; 《剝洋蔥》;

  Abstract: Günter Grass,the winner of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published a memoir named “Peeling the Onion” which directly revealed the culpability of himself,others and the country. In fact,the author had told the culpability in the manner of an artistic metaphor through the mouth of Oscar as early as 1959. “Humiliation” and “Explanation” are rustling on the skins of onion,and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ulpability is “I am silent”. After 47 years,the memoir “Peeling the Onion” and the novel “The Tin Drum” intertwined records the culpability on onion skins of a man,a country and an age.

  Keyword: humiliation; explanation; silence; “The Tin Drum”; “Peeling the Onion”;

  一、洋蔥地窖與剝洋蔥

  《鐵皮鼓》是一部自述體小說,主人公奧斯卡30歲生日來臨前在精神病院白漆欄桿的病床上讓護理員買來“清白”的紙,敲響珍愛的鐵皮鼓,追憶一生寫下自供狀。白色的欄桿與清白的紙象征的是清白、純潔和毫無隱瞞,奧斯卡是無實際罪惡的,但是他卻直接參與或間接導致了身邊人的死亡。侏儒的身材使他輕易逃脫罪責的掩護,在經歷眾多事件之后厭惡人世,自我尋找和捏造罪責,進入療養與護理院避世。

  《鐵皮鼓》第三篇中的《在洋蔥地窖里》特別引人注目。“洋蔥地窖”是個并非人人都可以進去消費的奢侈場所,而“洋蔥地窖雖然價錢貴,但同樣也是可靠的、貨真價實的”。[1](P504)地窖本來就是一個真正的、甚至還有點潮濕的地窖,附加回廊的雞棚梯子、礦工用的電石燈、普通木箱的座位,沒有酒柜,沒有菜單,每位顧客被奉上最新鮮的洋蔥:“慈悲的施主,款待來客,分給他們洋蔥,同從他方巾上看到的金黃色的、略顯程式化的洋蔥一樣,普通的洋蔥,球根植物,不是鱗莖洋蔥,是家庭主婦買進的洋蔥,蔬菜女販出售的洋蔥,男農民、女農民或女雇農種植和收獲的洋蔥。”[2](P506)地點和消費品的真實可靠讓每一位顧客感到信任和踏實。這里的“客人有:商人、醫生、律師、藝術家、舞臺藝術家、記者、電影界人士、知名運動員、州政府和市政府高級官員,簡而言之,全都是今天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人們……他們想交談,但談不起來,想得好好的,一講就離題;他們全都愿意把話講出來,打算真正把什么話都掏出來,把憋在肝里的、懸在心上的、填在肺里的話全都掏出來,不通過大腦,讓人看看事實真相,看看一絲不掛的真人,可是辦不到”。[2](P505)直到施穆將洋蔥方巾的一端甩到左肩上,客人們開始動手剝洋蔥皮,變得熱淚盈眶?腿丝迚蛑蟊阆蜞徸菩闹酶、刨根問底,將所有偽裝全部扯下,甚至對自己說出的毫不加掩飾的話而大為驚異,在那個戰后的無淚世紀,眼淚和真實顯得無比的珍貴。“自白、自責、懺悔、揭發、承認”,[2](P508)這便是洋蔥的魔力。
 

回憶錄《剝洋蔥》和小說《鐵皮鼓》的交織
 

  這種自我反省的、說真話的魔力在時隔四十七年的人生紀傳體《剝洋蔥》中依舊發揮作用,君特·格拉斯講述了自己無法忘懷的一段人生:“我所寫的關乎‘恥’與隨之而來的‘愧’。因為這個一直壓抑著我,而我沉默這么多年是我為什么寫這本書的理由。”雖然作為納粹參與者,但是他未發一槍,受傷被俘。君特·格拉斯也是無實際罪惡的,但是他內心充滿著“恥”和“愧”。早在小說《鐵皮鼓》中借奧斯卡之口講述了自己、他人以及國家的罪責。奧斯卡自供狀里的虛假與真實,“自我認罪”、“自我脫罪”與“集體罪責”,密密麻麻寫滿的是作者君特·格拉斯的自供狀。

  “回憶就像一顆要剝皮的洋蔥……第一層洋蔥皮是干巴巴的,一碰就沙沙作響。下面一層剛剝開,便露出濕漉漉的第三層,接著就是第四層第五層在竊竊私語,等待上場。每一層的洋蔥皮都出汗似的滲出長期回避的詞語,外加花里胡哨的字符,似乎是一個故作神秘的人從兒時起,洋蔥從發芽時起,就想要把自己編成密碼。”[1](P4-5)君特·格拉斯剝開一層又一層偽裝的記憶,破譯記憶的密碼,直逼真實,講述內心。“恥辱”和“辯白”在洋蔥皮上沙沙作響,而最本質的罪責是“我沉默”。

  二、恥辱:在洋蔥的第六層或第七層皮上

  現實生活中,君特·格拉斯的表舅在參加波蘭郵局保衛戰時犧牲,但是家人當年對此卻諱莫如深閉口不談,曾經受歡迎的表舅似乎從未存在過,這是為什么?可“連我也沒有再三提問,盡管隨著戰爭的爆發我的童年也結束了;蛘哒f,我不敢提問了,因為我不再是孩子了?難道像童話里那樣,唯獨孩子才能提出正確的問題?莫非我是因為害怕得到一個顛倒黑白的回答,所以干脆就不提問了?這是不愿張揚的恥辱,就在那個稀松平常、隨手可取、能激活記憶的洋蔥的第六層或第七層皮上。我寫這種恥辱,寫這種隨著恥辱而來的內心羞愧。”[1](P11)

  孩童的形象可以使奧斯卡隨意躲藏在任何角落,隨意參與任何敏感又危險的事件,他是個完美的見證人,也是一個隱形的參與者。奧斯卡從出生開始就具備了成熟的智慧,矮小的只是他的身體,并非是他的精神,奧斯卡明白一切,奧斯卡從不提問。1939年9月1日,二戰爆發前夜,國家官員揚·布朗斯基背棄自己的職守已經逃走,卻因為奧斯卡急需修理的鐵皮鼓重新回到波蘭郵局,在波蘭郵局保衛戰中犧牲,奧斯卡成為將他送往死亡的魔鬼。郵局可供奧斯卡玩耍的兒童室與殘酷的戰場之間產生了強大的藝術張力,場面戲謔滑稽,十分荒誕。“我們大家都很幸運:科比埃拉保住了他的驕傲,揚·布朗斯基重新找到了三十二張牌,包括黑桃七,奧斯卡得到了一面新的鐵皮鼓。”[2](P221)整個波蘭郵局保衛戰就像以卵擊石,弱小無辜的人員在頑強抵抗中脆弱犧牲,除了快過十五歲生日的奧斯卡,每個成年人都在害怕。“施卡特!我們玩施卡特,一直玩到保衛戰徹底失敗。”[2](P224)科比埃拉、假想父親揚和奧斯卡組成了玩牌三人組來消磨時間,分散注意力,減緩害怕,可嚴重受傷流血過多的科比埃拉最終還是倒下了,堅強的奧斯卡安慰假想父揚,叫出了第一聲的爸爸:“讓他去吧,爸爸。他死了,不會玩牌了。你要是愿意的話,我們來玩六十六點吧!”[2](P229)

  現實中的原型,在波蘭郵局保衛戰中犧牲的表舅同樣只是一個波蘭郵局的小職員,一個普普通通向往世俗幸福的人,但是卻為正義和國家選擇了英勇犧牲。“他膽小怕事,愛操心,很顧家,并不生來就是視死如歸的英雄、后來據說名字用波蘭文鐫刻在紀念銅牌上永垂不朽。”[1](P11-12)波蘭郵局保衛戰在戰后常常被后人比喻成一個英雄的故事——大衛和歌利亞決斗的故事,但是在剛戰敗后面對這些英勇守衛的英雄,其他人采取的卻是回避的態度,像是躲避瘟疫一樣生怕自己跟這些人有什么關系遭到牽連而慘遭不幸?ㄊ尕惾耸菈︻^草,君特·格拉斯的約瑟夫表舅在戰爭爆發前從柜子里取出一面是波蘭旗,另一面是納粹的旗子聲稱:“現在要是打仗了,我就上樹去,瞧瞧是哪邊的人先過來,然后我就插上旗子,不是這面就是那面。”[1](P33)所以,曾經的包括君特·格拉斯在內的但澤居民同奧斯卡一樣都是參與戰爭死亡人的劊子手,扮演著縮頭烏龜的角色,這是卑劣的恥辱,這是無盡的羞愧。而魔鬼奧斯卡似乎更有善惡的辨別力,即使小說中的戰斗描寫使用的是去英雄化的游戲口吻,但畢竟因為揚的獻身,奧斯卡確認了揚的身份,把他奉為自己的父親來尊敬:“我堅信揚不只是我的表舅,我的假想的父親,而且是我真正的父親。這使揚一躍而居于領先地位,并永遠同馬策拉特區別開來,因為馬策拉特要么是我的父親,要么什么也不是。”[2](P234)換句話說,揚除了是我的父親,還是保家衛國的英雄。

  三、辯白:在洋蔥的第八層皮上

  面對納粹犯下的滔天大罪,參與其中的人都想擠進“罪行輕微者”的行列。“這樣的罪行輕微者,到了后來真是數不勝數。除了履行義務之外,無法證明他們還有別的罪行。他們齊聲高唱:‘在那個年代,沒有美好的國家……’作為被誤導者和被迷惑者,他們能舉出一連串可使自己罪行減輕的因素,裝出天真無邪的樣子,互相證明當初確實糊里糊涂、毫不知情。我也一樣,搬出蹩腳的托詞,騎在無辜的羔羊背上,這些都挺管用,只要洋蔥皮上有些蠅頭小字的腳注,巧舌如簧地說些軼事,充滿環境特色的敘述,就像低地德語說的‘拉呱’,旨在轉移視線,讓你不去注意那些想要讓人忘記卻仍然橫在眼前的事情。”[1](P87)

  10歲的君特·格拉斯在但澤還是自由國家的時候就完全自愿的加入了少年團,為將來正式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做準備,不停地哇哇唱歌、咚咚敲鼓,自愿參與其中,不僅是想得到誘人的制服,還有少年的英雄夢想。12歲的君特·格拉斯的童年在炮火中結束,中學生的他每天想的是加入海軍,嘴里頌揚的是英雄。“假如我們當時不是……”“倘若我們當時沒有……”而君特·格拉斯沒有“不是”,也沒有“沒有”,他是確確實實、十分樂意的參與其中了。人到中年的君特·格拉斯直面歷史之境中的自己,不用他人代勞提供罪證、給人定性、打上烙印,沒做任何壞事的傻小子注視著洋蔥皮第八層上的辯白,不以別人將他引向歧途為借口,承認了自己的罪責,“因為作為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我本來就是個小納粹”。[1](P36)

  君特·格拉斯把“自己雙重的自我禁閉在書里,綁上了書市”。[1](P10)“雙重的自我”指的是作為“天使”和“魔鬼”的自我,是既清醒又虛偽的自我,是“自我認罪”和“自我脫罪”的辯白的自我。奧斯卡厭倦了成人的世界,深思熟慮之后決定在自己三歲生日的時候計算好了高度從地窖的第九級臺階跌下,從此永遠保持了幼小三歲孩童的身材,并且又是三倍聰明的人,定格了天使一般的樣貌,并曾一度要接替童子耶穌;他同時收獲了唱碎玻璃的功能(魔鬼納粹炸彈、手榴彈的威力),敲著如愿以償得到的紅白相間的鐵皮鼓成為鼓手奧斯卡(希特勒也被稱為鼓手),干了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他是禁錮在天使外形中的魔鬼,接受惡、創造惡、參與惡,奧斯卡觀察一切,奧斯卡毀滅一切,奧斯卡對一切無動于衷。奧斯卡的自述雖時間明確,卻是不可靠敘述的偽自傳。30歲的奧斯卡站在高處回顧、評判過去的自己:我害死了我的母親,“人人都這么說,是那個侏儒敲鼓把她敲死的。因為奧斯卡的緣故,她不想再活下去了。是奧斯卡把她害死的。”[2](P160)“盡管我抱憾終生,但我不能否認,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奧斯卡,先葬送了我的可憐的媽媽,之后又將揚·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親送進了墳墓。”[2](P234)“奧斯卡承認他蓄意殺死了馬策拉特,因為那個人根據一切或然性不僅是他的假想的父親,而且是他現實的父親,因為奧斯卡厭惡一輩子得拖著一個父親四處奔波……別針是捏在我手里的時候打開的。我把這塊會刺人、會卡住的水果糖交給了馬策拉特……他也就被它卡住而窒息——被他的黨,被我,被他的兒子。”[2](P392)在這種基督教式懺悔的自我告白中,他不斷地有意或無意的自我歸罪又自我辯白,這種反思指向的不只是主人公奧斯卡,還有面對納粹罪責不斷辯白的寫作者君特·格拉斯,君特·格拉斯的親人、朋友和全體國民!惰F皮鼓》中曾平靜的不動聲色地用反語揭露道:“奧斯卡還是鼓手的時候就已經多次失去清白,但事后又重新得到它,或者讓它重新長出來,因為清白好比雜草,不斷滋生蔓延。”[2](P482)

  罪惡的黑永遠越抹越黑,洗刷不白,唯有直面罪惡才是唯一的選擇。任何人的罪惡都無大小之分,懲罰也無輕重之別,心靈的罪惡是永遠卸不掉的枷鎖。無所謂“罪行輕微者”,德國全民集體對戰爭負有責任。“集體罪責”不會強加于一個人的身上,也不會因為由全民集體承擔就使個人罪惡減輕,任何人都別想免責。

  四、沉默:在洋蔥最嫩一層上

  “一個詞呼喚另一個詞。債和責,債務的‘債’和罪責的‘責’。這兩個字如此相近,在德語的沃土里如此牢固地扎下了根。然而事實是:債,不難對付……而責,無論是證實了的、掩蓋著的還是僅僅出于猜想的罪責,卻清除不了……它是不挪窩的積淀,去不掉的污漬,舔不干的水洼……然而,洋蔥皮一層一層地收縮后,最嫩的那層上還是始終寫著‘責’……對我來說,言簡意賅的三字銘文一清二楚:我沉默。”[1](P29)

  人從一出生開始就失去了庇護,奧斯卡還沒出生就表達出了想重回娘胎的欲望:“奧斯卡躺在電燈泡下,既孤獨又無人理解……因此,他開始在電燈泡下過這種生活之前,就已經失掉了對這種生活的樂趣;當時,唯有那面遙遙在望的鐵皮鼓才使我沒有更強烈地表達出重返娘胎頭朝下的位置的愿望。加之,助產士已經剪斷了我的臍帶;一點辦法也沒有了。”[2](P37)

  君特·格拉斯曾經說過,他和這個很像他的人對存在主義有著執著的偏愛,存在主義適合德國的廢墟狀況,適合“黑暗年代”的幸存者,他還引用了海德格爾的“被拋”概念來加以說明。奧斯卡的出生就是“被拋”于這個世界上的,沒人問他想不想出生,而是這個醞釀納粹的暗黑世界已經存在,奧斯卡無緣無故的、錯誤的被拋到這世界上來,基于此他選擇了拒絕成長。人的成長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而奧斯卡用自己的鼓和拒絕長大的身高給自己劃了一個安全圈,從此避免了承擔社會責任,成為最成功的“沉默者”。

  在《鐵皮鼓》中,君特·格拉斯幾乎從未正面描寫過戰爭,他是通過描寫個人小家庭生活來反映社會大生活的高手。在德軍占領但澤之后,但澤的人民沒有表現出過度悲傷,保全的人知足的生活著。收音機里的特別前線新聞已經融入了人們的生活,奧斯卡的祖父母也已經德意志化,“他們不再是波蘭人,僅僅做著卡舒貝人的夢。人家把他們叫做第三民族集團的德意志人。此外,揚的遺孀,黑德維希·布朗斯基嫁給了一個波羅的海東安地區的德意志人”。[2](P287)奧斯卡毫不關心戰事,只把前線新聞當成地理課學習。屈服順從的人們就這樣接納了德意志人,并成為了德意志人,由一個受害者翻身成為了施害者。而戰后追問罪責之時,德意志人也都共同選擇了集體沉默:“因為有那么多人沉默,所以這樣的誘惑難以抵御:對自己的過失一言不發,代之以對普遍的罪責大聲控訴,或者即使談到自己也是虛晃一槍用起了第三人稱:‘他’曾是,‘他’看見,‘他’做了,‘他’說道,‘他’沉默……而且只是自言自語,反正內心有的是地方玩捉迷藏。”[1](P30)在洋蔥的最嫩一層上,藏匿的就是這種沉默,它是最大的本質罪責。洋蔥地窖中的洋蔥繼續發揮揭露真相的魔力,元首希特勒并非是一個人實施了在世界各處的罪惡,他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鼓動者、策劃者、領導者,可他并非是對大眾實施惡行的親自執行者。納粹的罪行是德國人全體的罪惡,不可沉默、逃避、辯白,只要是默許,是順從,就是縱容,就是參與者。

  君特·格拉斯曾稱自己是“侏儒怪”,矮化變形成為了侏儒奧斯卡,揭露了自己脫罪的本質。而整本小說就是一部暗黑的童話,象征罪惡和恐懼的黑廚娘無處不在,生存在每個人心中的暗黑陰影中,組成了這個世紀的罪惡。“黑廚娘,你在嗎?在呀在呀!”[2](P570)小說的結尾君特·格拉斯寄希望于未來的孩子,期冀著那熟悉的、噩夢一樣的歌謠不再唱起。德國將承認自己的罪惡,走出黑暗,迎接光明。

  1959年的《鐵皮鼓》是作家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讓作家獲得了聲譽也解決了生存的金錢問題,它以黑色的筆觸抒寫著殘酷的真實,一層又一層揭開時代的面紗。在2006年的《剝洋蔥》結尾,君特·格拉斯這樣評價自己完成《鐵皮鼓》時的內心體驗:“從此以后,我就這樣生活在一頁又一頁紙之間,生活在一本又一本書之間。我的內心仍然有豐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但是要講述這些,卻缺少洋蔥和興趣。”[1](P380)《鐵皮鼓》中的奧斯卡的自白是從出生到30歲,《剝洋蔥》的君特·格拉斯講述著自己人生的12歲到32歲,一部小說,一部時隔四十七年的人生紀傳體,交纏著紀錄著一個人、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時代的洋蔥皮上的罪責。

  參考文獻

  [1]君特·格拉斯.剝洋蔥:君特·格拉斯回憶錄[M].魏育青,王濱濱,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2]君特·格拉斯.鐵皮鼓[M].胡其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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