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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世紀以來國外羅斯的研究進展

時間:2019-12-09 10:33作者:信慧敏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半個世紀以來國外羅斯的研究進展的文章,本文從身份問題、與文學傳統的關系、幽默和諷刺的藝術、創作和敘事手法等四個方面入手,歷史地評述半個世紀以來的國外羅斯研究,試圖勾勒羅斯評論的全貌,并展望國內外羅斯研究的新趨勢。

  摘    要: 菲利普·羅斯是當代美國文壇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說創作不僅題材多樣,且創作形式復雜多變。羅斯在美國文壇經典地位的確立與其多年筆耕不輟的努力和精湛的創作技巧密不可分,同時也得益于評論界對他作品的持續關注、批評和肯定。半個世紀以來,羅斯研究者主要從形式和內容方面對其作品展開對話和論爭。論文從身份問題、影響和比較研究、幽默和諷刺藝術以及創作和敘事手法等四個方面歸納和梳理英語世界的羅斯研究,現有的羅斯國外研究覆蓋面廣,早已突破單一的作品和主題研究,呈現出跨學科、多元化研究趨勢。

  關鍵詞: 菲利普·羅斯; 國外研究; 綜述;

  Abstract: Philip Roth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ry circle.His fiction have many different subjects and take various writing forms.Roth's canonical status in the US owes to not only his endless efforts in writing and his exquisite skills, but also the continuous interests, criticism and affirmation of the critics.During the past five decades,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searches from the aspects of form and contents of Roth's works.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sorts out chronologically the Roth studie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dentity, influenc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rt of humor and satire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The current Roth studies abroad cover a wide range of fields, and have gone far beyond researches on a single work or subject, presenti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diversified research trends.

  Keyword: Philip Roth; Roth studies abroad; literature review;

  當代著名美國猶太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p Milton Roth,1933—2018)著作等身,在英語文壇的地位不容小覷。他與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貝婁(Saul Bellow)并稱為美國猶太文壇的“三劍客”,他又與品欽(Thomas Pynchon)、德里羅(DonDe Lillo)、麥卡錫(Cormac McCarthy)一起被評論家布魯姆(Harold Bloom)并列為當代美國最偉大的作家。2005年,羅斯的作品全集被收入“美國文庫”,使他成為與納撒尼爾·霍桑、馬克·吐溫等文學大家比肩的美國經典作家。迄今為止,羅斯已出版了三十一部著作,其中包括二十九部小說和兩部評論談話集。作品分別斬獲“美國國家圖書獎”(1960年、1995年)、“美國圖書評論獎”(1987年、1992年)、“國際筆會/?思{獎”(1993年、2001年、2007年)和“普利策獎”(1997年)等重要文學大獎。2011年“國際人文布克獎”評委會將獎項頒給了羅斯,理由是“他的想象不僅重新塑造了我們關于猶太身份的觀念,而且它還讓小說重新獲得活力,這不僅說的是美國小說,而是包括所有小說”[1]。

  羅斯自發表第一部作品至今,已從一個初出茅廬的猶太作家蛻變成一個嚴肅的經典美國作家。在這個經典化的過程中,羅斯研究者功不可沒。國外研究羅斯的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從麥克丹尼爾(John N. McDaniel)1974年出版第一部評論集至今,共有超過40本評論專著,約20部評論集合期刊專題研究問世,百余篇碩士、博士論文(其中博士論文16篇)涉及到羅斯的作品,期刊文章更是不計其數。闡釋視角既涉及小說中的猶太身份、創作主題等內容,也關注作者傳統和后現代混雜的創作風格和虛實相生的創作手法。本文從身份問題、與文學傳統的關系、幽默和諷刺的藝術、創作和敘事手法等四個方面入手,歷史地評述半個世紀以來的國外羅斯研究,試圖勾勒羅斯評論的全貌,并展望國內外羅斯研究的新趨勢。

  一、身份問題

  身份是羅斯研究的一個重點,因為作者對身份問題的關注貫穿了他寫作生涯的始終。羅斯作品中所表現出的身份問題也歷經從猶太身份到美國身份直至關注個人身份的轉變,這種轉變也反映在不同時期的羅斯評論中。
 

半個世紀以來國外羅斯的研究進展
 

  早期的羅斯評論主要集中在對他猶太身份再現和態度的討論中。雖然羅斯本人對于“猶太美國作家”的稱謂不以為然,但是作為猶太裔的作家,他始終沒有辦法擺脫自己猶太的身份。除了少數作品之外,羅斯的小說大多以猶太人為主人公,反映猶太人的生活境遇,因此猶太身份和猶太性始終是研究羅斯小說繞不開的話題,評論家們也常將羅斯的小說放在猶太傳統這個宏觀語境里討論。猶太性成為羅斯創作中一個無所不在的主題,它是“問題、負擔、力量的源泉,通常也是嘲諷之源。這種嘲諷來自試圖對猶太性的否認、承認、甚至選擇”[2]3。庫珀(Allan Cooper)的《菲利普·羅斯和猶太人》(Philip Roth and the Jews)重點從家庭背景、社會、歷史等方面分析了羅斯獨特猶太觀的成因。開普蘭(Brett Kaplan)在《猶太焦慮和菲利普·羅斯小說》(Jewish Anxiety and the Novels of Philip Roth)中指出,羅斯的主要小說展示了他筆下的美國猶太人擔心成為犧牲者和施害者的雙重猶太焦慮和恐懼[3]。她把羅斯小說放在猶太歷史背景下來闡釋,說明美國猶太人的所處困境。一方面,因為納粹大屠殺的緣故一直有一種因為反猶主義再次淪為受害者的恐懼;另一方面,巴以沖突又使猶太人具有成為施暴者和種族主義者傾向。

  二戰后,納粹大屠殺漸漸與猶太身份聯系起來,甚至成為猶太身份最重要的標識之一。雖然羅斯寫作中有關大屠殺的直接呈現并不多,但是他作品仍與大屠殺密切相關,因此其中有關大屠殺的書寫仍然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在《思考菲利普·羅斯》( Philip Roth Considered)一書中,米洛維茲(Steven Milowitz)極力說明大屠殺對于羅斯寫作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大屠殺是一個“縈繞心頭的核心問題”[4]ix。米洛維茲的“集中營的世界”(the concentrationary universe)不僅指納粹的監禁和屠殺,更是這個史無前例的罪惡帶來的社會變化,如人們的悲觀絕望和信仰的缺失[4]2。一些評論家指出羅斯和其他一些作家在呈現大屠殺這個事實碰到困難的時候,選擇一種非直接的呈現方式,以此來“對缺失的他者承擔責任”[5]。

  在羅斯創作的中期,建構美國身份的“美國夢”是學者們在討論他“美國三部曲”時會被提及的話題之一。布羅內爾(David Brauner)認為“美國三部曲”中的田園敘事和反田園敘事不僅僅是小說的模式,而且是“兩個不可調和的世界觀”[6]149。田園對羅斯來說是個“非歷史的、烏托邦式的夢想世界,人們與自然和諧相處”,而在反田園的世界里,個人臣服于歷史的力量,這種力量讓他與自然、他人、自我產生沖突。在布羅內爾看來,這兩者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將“美國三部曲”中的幾位主人公撕裂。他還認識到小說中“美國自我塑造的個人與成功同化進入美國社會的移民夢”與“美國社會流動的局限性和超越社會環境的不可能性”[6]151之間的悖論。

  21世紀以來,羅斯對自我的關注開始變得愈發顯著,他試圖超越其種族和國家身份,探索生老病死等與個體身份聯系緊密的問題。肖斯塔克(Debra Shostak)看到的是羅斯不同文本間的對話揭示出來的多重自我和“身份的倫理、認識論和主體的維度”[7]4。肖斯塔克認為,羅斯后期小說采用的是對話的形式,“這些作品作為反文本以互相啟發的方式進行對話,按照態度、信仰、個性、文類或語氣等對立或移置的再現構想,從一種再現自我的方式迂回到另一種方式[7]3”。無獨有偶,亞倫(Victoria Aarons)也看到了羅斯小說里人物的分裂自我,以及這些處在焦慮狀態人物“建構的反生活和反自我”[8]。

  二、幽默和諷刺的藝術

  幽默、諷刺的藝術是猶太文學的一大主題,也是羅斯研究者的主要關注點之一。羅斯在接受歐茨采訪時說道:“十足的游戲性和極度的嚴肅性是我最親密的朋友”[9]98。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花了諸多筆墨來探討羅斯小說的喜劇、幽默、諷刺等游戲性,也有一些學者討論羅斯喜劇背后嚴肅的道德思考。品斯克(Sanford Pinsker)早在1975年的評論專著里,就已注意到“羅斯小說中刻薄嘲諷的公共維度和自我貶抑的私人維度之間的交融”[10]。在瓊斯(Judith Paterson Jones)和南斯(Guinevera A. Nance)合著的《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一書中,他們注意到羅斯的諷刺揭示出“美國社會的反常”[11]129。艾澤(ShirleyAzen)將希臘文學和猶太文學運用的幽默元素進行比較。斯特萊普(KatharineStreip)則試圖建立普魯斯特、里斯和羅斯作品里憤懣和幽默之間的聯系。當羅斯的幽默變得愈發超現實和困擾的時候,它超越日常生活而直指現代靈魂的隱秘和黑暗處。

  薩福爾(Elaine B Safer)的《譏諷時代》(Mocking the Age)聚焦羅斯的后期小說(從《鬼作家》到《反美陰謀》),追溯羅斯喜劇風格的來源。她將羅斯放在猶太幽默傳統和19世紀猶太喜劇的大背景下,與其他的滑稽作家比較,并將滑稽小說與后現代元小說、自傳體小說等小說文類進行區分。薩福爾注意到《美國牧歌》之后小說喜劇的基調變得灰暗,并且逐漸被荒誕和悲劇色彩所替代。在薩福爾看來,羅斯的喜劇是與后現代對語言和身份的質疑這個大語境密切相關的。但是薩福爾有“唯喜劇論”的傾向,猶太身份在羅斯后期的作品里被淡化,事實上羅斯最后一部小說《罪有應得》里讀者幾乎看不到這種幽默的元素,在文本分析上有削足適履之嫌。

  賽格爾(Ben Siegel)和哈里歐(Jay L Halio)主編的評論集《游戲和嚴肅:喜劇作家羅斯》(Playful and Serious: Philip Roth as a Comic Writer)就涵蓋從羅斯早期直至2008出版的《憤怒》的主要作品,時間跨度較大,同時也涉及了幽默的許多形式。他們看到了羅斯喜劇形態多年來的變化,他早期作品的《波特諾伊的抱怨》顯示出憤怒而滑稽的喜劇風格,中期小說《人性的污點》具有更加深刻的喜劇元素,而后期的小說則融悲劇和戲劇為一體。哈里歐更將羅斯的許多小說冠以“極度(嚴肅)的滑稽劇”。羅斯作品喜劇和悲劇的交織,加上自我貶抑的模式正是猶太幽默的核心。斯蓋克納(Peter Scheckner)甚至將《薩巴斯劇院》里的薩巴斯(Mickey Sabbath)與莎士比亞筆下的小丑式人物福斯塔夫(Falstaff)相提并論。

  三、創作和敘事手法

  關于文學中真實與虛構關系以及兩者之間的界限的論述由來已久,評論家對于羅斯小說中“寫作和非被書寫世界的關系”[12]這一話題的探討也從未停止。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創作中,羅斯的創作手法多變,且他一直在有意識地抗拒評論家加諸在他身上諸如后現代作家等標簽。這跟羅斯自身的寫作特點有關,他曾經創作了《事實》(The Fact)等類似自傳的作品,因此被稱作“自傳小說家”[6]9,但又在開頭結尾處加入與虛擬人物祖克曼的對話。在布羅內爾看來,盡管羅斯小說的文體和內容十分多樣,但是它們的敘事聲音始終如一——“無關卻熱切、質詢卻權威、細膩而微妙卻有力而熱烈;最重要的是人物采用了強迫的、強制的,咄咄逼人的口吻。”[6]2

  薩福爾認為羅斯小說真實和想象人物的交融,“他(羅斯)聰明地顛覆了對現實主義敘事的固有期待……他運用的令人迷惑的語氣和視角的轉換、破碎化的情境、有著多重矛盾人格的人物和代理敘述者”,是一種“想象和現實交織的模式。”[2]25哈里歐和賽格爾合編的評論集《火焰燃起》(Turning Up the Flame)以羅斯后期小說(《欺騙》到《垂死的肉身》)對現實和虛構的模糊性為共同的關注對象,探索羅斯小說中身份、美國文化歷史等問題。賽格爾在《閱讀菲利普·羅斯:事實與幻象,小說與自傳》(Reading Philip Roth: Facts and Fancy, Fiction and Autobiography)一文中看到真實和非真實之間的相互影響。史密斯(Margaret Smith)認為,自傳是羅斯的一個“敘事策略”[13],羅斯將自傳性的事實融入小說之中,并將想象轉化成為敘述。沃斯-內謝爾(Hana Wirth-nesher)的《羅斯的自傳書寫》(Roth’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一文,主要以《遺產》《事實》和《反美陰謀》三個自傳性的文本為研究對象,探討作者與讀者、個體身份和集體身份之間的互動關系。羅斯的自傳是作者作為藝術家在猶太等主體身份限制內的自由表達[14]。

  對羅斯創作手法的討論體現了五十年來西方當代文壇現實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分野。麥克丹尼爾、希爾斯等學者將羅斯歸為“社會的現實主義者”,而其他學者如韋德(Stephen Wade)、格林伯格(Robert M Greenberg)和薩福爾因為羅斯的“后現代自我觀念”[15]、元小說等特征將其歸為后現代主義作家的序列之中。然而,布羅內爾不同意將羅斯小說這樣簡單的歸類,他認為羅斯小說兼具后現代和現實主義特征。布羅內爾也注意到了自我指涉的后現代小說的方面,他也看到其“文類的混雜性和問體的含混性”[6]51。

  斯丹蘭德(Jane Statlander)的《菲利普·羅斯的后現代美國羅曼司》(Philip Roth’s Postmodern American Romance )一書認為,羅斯創作一方面沿襲了以歐文、霍桑等為代表的美國小說羅曼司傳統,另一方面也結合了后現代主義自我指涉、不確定性等特征。在斯丹蘭德看來,歷史性和虛構性、理性和非理性以及過去歷史的連續性與個體主體和決定帶來的斷裂和張力共同構成羅斯小說羅曼司的特征[16]9-11。

  四、影響和比較研究

  美國評論家布魯姆(Harold Bloom)指出,在前輩詩人影響下的強者詩人往往處于“影響的焦慮”之中,后輩作家只有試圖通過父子相爭式的博弈來取得自己在詩壇的地位。羅斯也正是這樣一位在人才輩出美國文壇求生存和發展的小說家。作為猶太作家,他處在卡夫卡、辛格、貝婁、馬拉穆德等偉大猶太作家的陰影之下,遠至納桑尼爾·霍桑、馬克·吐溫、亨利·詹姆斯,近到他同時期的美國作家厄普代克、諾曼·米勒,都使他處于影響的焦慮之中。因此,羅斯評論家們試圖厘清羅斯與這些作家的關系。

  盡管羅斯處于大師們影響的焦慮中,他更多的是從這些作家的寫作中汲取養分。羅斯在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曾主編了一套企鵝出版社名為《另一個歐洲》(the Other Europe)叢書,介紹東歐作家,其中包括舒爾茨(Bruno Schulz)、昆德拉(Milan Kundera)等。羅斯本人也曾多次造訪彼時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這也不止一次記錄在他的小說中。在隨后的訪談錄《行話》(Shop Talk)里記錄了羅斯與許多歐美作家如萊維、阿佩爾菲爾德、辛格就小說創作展開的深度對話和交流。

  與羅斯創作最具親緣性的無疑是同為美國猶太人的辛格、馬拉穆德和貝婁。評論家米特(Glenn Meeter)在《馬拉穆德與羅斯》(Bernard Malamud and Philip Roth)一書中比較兩位作家的異同。米特認為,被稱為“猶太浪漫主義者”的馬拉穆德和羅斯雖然在寫作方法上有較大差異,但他們“創造了有巨大價值的美國小說,……他們的作品也避免美國被完全世俗化”[17]。羅斯在他的散文集《閱讀自己和他人》中還講述了他與馬拉穆德的過往,也評論了貝婁的幾部小說。希爾斯(George J Searles)在《羅斯和厄普代克的小說》(The Fiction of Philip Roth and John Updike)一書中,將美國當代文壇兩位聲名顯赫的作家進行比較。希爾斯看到了兩位作家在種族身份、家庭關系、個人道德責任和罪感、性和愛等方面的相似之處[18]3,同時也注意到他們各自不同的族裔傳統不僅影響了他們創作的主題也對創作技巧有一定的影響。希爾斯認為兩位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視角上,厄普代克采用的更加廣闊的社會方法,而羅斯則更加注重描述人物的自我內省。因此,羅斯更多采用的是第一人稱自傳敘述,而厄普代克則用第三人稱敘事。

  珀斯尼克(Ross Posnick)在《菲利普·羅斯的真面目:不成熟的藝術》(Philip Roth’s Rude Truth)一書中將羅斯置于美國文學和歐洲文學的更大傳統之中,創造性的建立了與愛默生、惠特曼、詹姆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昆德拉等一批文學前輩的聯系。正如著者在前言里所解釋的那樣,“不成熟的藝術”不僅指的是“一個主題,也是和小說本身一樣古老的一種文學實踐和文學策略,讓人想起堂·吉柯德那場和現實幼稚的爭辯”[19]XII。珀斯尼克將羅斯定義為“反抗的現實主義者,世界的地方主義者”[19]XIV,并考察了羅斯與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傳統的關系,認為作者采用游戲的方式來顛覆傳統。珀斯尼克認為,羅斯的寫作生涯伊始,和許多戰后作家一樣面臨一個尷尬的處境,即作為族裔他者如何進入主流白人文化(WASP文化)和主流美國文學世界,同時不被同化成為白人文化的奴隸。羅斯的不成熟性主題與整個美國文藝復興以來的反笛卡爾主義歷史密切相關。不成熟性成了對抗啟蒙宣揚的統一的、確定的、終極的成熟性的手段,以此來拒絕統一的主體性。

  伊萬諾娃(Velichka Ivanova)主編的《菲利普·羅斯和世界文學》(Philip Roth and World Literature)將羅斯的小說放在一個更為寬廣的跨大西洋視角下考量?绱笪餮“大陸、文學傳統和批評聲音之間的動態運動”[20],全書共四個部分,考察羅斯與其他作家的文學聯系。在第一部分里,評論家們試圖重新評估美國作家和美國理念對羅斯的影響;第二部分則以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歐洲文學傳統,如契訶夫、意大利的斯韋沃(Italo Svevo),第三部分則集中在羅斯鐘愛的“布拉格神話”,他們從中看到了卡夫卡,詹姆斯等的影子,最后一個部分把關注點轉移到西歐和世界文學,把羅斯作品與中世紀文學、歐洲的修辭傳統聯系起來。

  五、結語

  半個世紀以來,羅斯研究歷經批評態度的轉變以及主題的轉向。羅斯個人經歷也使他的小說題材發生了轉變,隨之帶動評論家的評論風向的改變。作家本人的創作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評論界的觀點和文學理論趨勢的影響。同時,美國社會先后經歷越戰、冷戰、學生運動,民權運動、猶太人的同化,由此帶來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等使得評論家以更加寬容的態度來對待羅斯的作品。近年來,羅斯評論更呈現更加多元化和跨學科性的趨勢,如布魯威樂(Claudia F Brühwiler)在《羅斯小說中政治啟蒙》(Political Initiation in the Novels of Philip Roth)中,結合政治學、文學理論與人類學,探討羅斯小說如何幫助讀者理解個人發展自己政治認同的方式。在《菲利普·羅斯:小說和權力》(Philip Roth: Fiction and Power)一書里,黑爾斯(Patrick Hayes)討論了羅斯通過寫作探索后尼采式評判文學的方式。簡言之,國外的羅斯研究覆蓋面較廣,突破單一的作品和主題研究,積極尋求跨學科發展,這些都值得中國羅斯研究學者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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