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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病人》小說中國族身份的沖突與瓦解

時間:2019-12-09 10:25作者:陳蓮潔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英國病人》小說中國族身份的沖突與瓦解的文章,兩次世界大戰導致國際格局發生急劇的變化,每個國家選擇加入不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陣營,每個人又根據自己的國家身份、民族身份以及個人身份確定自己的陣營。

  摘    要: 后殖民主義強調民族文化的異質性,因為殖民主義力量已經超越了對土地和主權的權利控制,更多傾向于意識形態和文化滲透。本文首先介紹了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側重于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模仿、模擬和混雜與第三空間。論文詳盡分析了《英國病人》中人物的國家、民族和個人身份的矛盾、瓦解和重構。本文指出,各族裔群體雖然努力在雜糅狀態下重構自己的身份和精神家園,建立自己的政治、宗教、種族獨立性,但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

  關鍵詞: 后殖民解讀; 身份; 沖突與重構;

  Abstract: Cultural heterogeneity is a key concept to post-colonialism. Instead of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control, post-colonialist culture focuses more o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meation.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Homi K. Bhabha's post-colonial theory, highlighting concepts such as mimesis, mimicry, ambivalence, hybridity and the third space. It analyzes the conflicts, collapses, and reconstructions of various national, ethnic and individual identities in The English Patient. It points out the impossibility of complete integration, despite of a hybridized co-existence of identity and territory reconstruction, with respective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ethnic independence.

  Keyword: post-colonial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conflicts and re-construction;

  一、引 言

  兩次世界大戰導致國際格局發生急劇的變化,每個國家選擇加入不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陣營,每個人又根據自己的國家身份、民族身份以及個人身份確定自己的陣營。加拿大作家邁克爾·翁達吉的“金布克”獲獎小說《英國病人》(1992)由安東尼·明格拉執導,改編成同名電影(1996)!队∪恕氛咽玖硕鹎昂髧液蛡人的多元選擇和多重身份導致的交叉沖突:非洲與歐洲、野蠻與文明、宗主國與殖民地、男性與女性,希望達到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和解與共存(reconciliation and coexistence)[1]。

  目前,《英國病人》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后現代和后殖民視角,戰爭創傷以及療傷、敘事學特征(不可靠敘事、平行敘事結構、敘事者與傾聽者的關系),男女兩性的抵抗(feminism against patriarchy),等等[2][3]。從后殖民主義視角解讀《英國病人》,可以探索國家、民族和個人身份之間的沖突、瓦解和重構的可能性。翁達吉顛覆了過去由西方人主導的核心族群—邊緣族群(core-peripheral)、主流—非主流文化(mainstream vs. non-mainstream)的二元沖突模式,但目前國內學者關于文化身份的顛覆、瓦解和重構依然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對于殖民者(宗主國)在身份建構和瓦解中的作用,以及殖民者個體(宗主國公民)淪為殖民身份犧牲品,涉及甚少[4][5]。

  《英國病人》小說版和電影版人物和情節設置基本一致,最大不同在于原著中大衛·卡拉瓦焦是漢娜的叔叔,電影中他僅僅是加拿大籍小偷,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其次是基普,原著中他回印度行醫,回歸了錫克族生活模式,思念但拒絕聯系漢娜,電影中基普被派駐佛羅倫薩繼續掃雷。這樣的安排似乎強化了翁達吉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尋找民族和解共存的可能,因此本論文著眼于分析電影版本,將小說原著作為背景參照。
 

《英國病人》小說中國族身份的沖突與瓦解
 

  二、后殖民主義理論

  與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消解中心、消解權威、倡導多元化的潮流呼應,后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以意識形態性和文化政治批評性揭示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與權力關系、東方主義、全球化與本土化沖突、內部殖民等新問題。后殖民主義的主要理論源流來自葛蘭西的文化霸權主義(cultural hegemony),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的東方學(orientalism),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屬下(底層,subaltern)文化身份書寫、歷史記憶與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抵抗,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他者形象、文化身份的模糊性以及雜糅性[6];裘·巴巴推動了全球后殖民話語批判、文化認同、第三世界批評、翻譯理論、族群研究等諸多前沿問題的探索。

  與賽義德和斯皮瓦克不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策略借助于“模仿性(mimesis)”“模似性(mimicry)” “雜糅性(hybridization)”“模棱兩可”(ambivalence)和“第三空間(Third Space)”削弱殖民者的話語霸權,但又呈現出“辯論性的而非對抗性的”解構。例如, 《文化的定位》中的《模似與人》(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尤其細致地分析了“模似”的話語如何圍繞矛盾建構起來,形成雙向互動的沖突抵抗[7]。

  “模仿”是在同源文化系統內,模仿者對被模仿者忠實的復制。例如,石黑一雄的《長日留痕》中,管家斯蒂文斯對主人達林頓勛爵無論從言語行為到價值觀都絕對照搬,并以自己三十五年放棄自我、絕對效忠為驕傲[8]。“模似”的目的在于產生模似者(被殖民者)對被模似者(殖民者)之間相似又含混、相互滲透的矛盾狀態,含有畏懼、敬仰、模仿、質疑、嘲弄、變形的各種因素,最終達到瓦解殖民權威的穩定性。E.M.福斯特的《通往印度之路》中,阿齊茲醫生對于英籍校長菲爾丁、英國人羅尼·希斯洛普及其母親呈現了極其復雜的文化心理[9]。“雜糅性”“模棱兩可”和“第三空間”描述了不同國家、種族、個體在意識形態、文化和語言相互混合的過程,也是殖民地居民對殖民者宗主文化的質疑、顛覆的一種策略,用模仿對殖民話語的權力產生消解作用:“殖民話語的目的,就是要把被殖民者分析為在種族根源上是退化的種群,… 被殖民者淪為了 ‘他者’;…被殖民主體從來都不是簡單地、完全地與殖民者相對。反而,共謀和抵抗共存于殖民主體內一種搖擺不定的關系中。”[10]例如,黃哲倫的《蝴蝶君》用男性演員宋莉伶和法國情報人員熱內·加里馬爾的愛情顛覆了普契尼《蝴蝶夫人》的西方殖民話語[11]。

  值得注意的是,霍米·巴巴認為后殖民思想對被殖民者的入侵是漫長、漸進和無意識的,被殖民者的“文化雜合”(cultural hybrid)從開始的被動接受可能演變成主動接受,從有壓迫感的接入到自我適應感接入,因為殖民話語中早有陳規(stereotype)和固定性(fixty),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殖民話語體系(colonial discourse)[12][13]。殖民地文化中的“精英分子”往往成為“熟悉的陌生人”和“兩棲人”,對宗主國文化既自覺維護、主動依附,又激烈抵觸[14]。

  在東西方文化交流與碰撞過程中,后殖民學者和作家有意無意中充當“協商者(negotiator)”的角色,尋找所謂的“第三空間”,面向未來建構多重復合的文化身份[4]!队∪恕酚嘘P國家、民族和個人身份的矛盾敘事折射出第三世界流散作家特有的“模擬”思維方式。但是,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第一要義是彼此的尊重而非消解,在后現代和后殖民語境中,超越民族主義的夢想遇到困境,每一個宗主國及其友邦之間、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都存在復雜的文化背景。凱瑟琳和艾瑪殊的“死亡宣言”獲得了符號化的文化隱喻:“迎風而立,…到達一個沒有地圖,沒有國界,不以強者名字命名的國度”。瑟?司羰亢“英國病人”的死則徹底地宣布英國殖民統治將最終解體。彼此消解和雜糅的動態沖突必然導致超越民族主義的吁求有其天然的“無根性”和“虛幻性”[15]。

  三、國族身份的沖突與瓦解

  《英國病人》的原著和電影都采用了一些后現代敘事技巧,回憶與現實時空交錯,愛情主題和戰爭中的國族身份主題交叉展開。為了便于分析,有必要對情節順序進行梳理,展示故事發生的時間脈絡(表1)。

  表1 《英國病人》的主要時間節點和故事情節


時間 主要事件
1931—1935年 英國皇家地理協會、國際沙漠俱樂部考古、勘測非沙漠,尋找澤祖拉綠洲。
1936年 克利夫頓夫婦加入沙漠俱樂部,航拍埃及和利比亞沙漠。杰弗里和卡拉瓦焦一起在托布魯克工作(紙婚棉婚之爭)。
1939年3月 英國命令停止科考,資料在5月前送走;馬鐸將飛機和地圖掩埋在利比亞庫夫勒,前往托布魯克。
1939年8月 杰弗里撞機死亡,凱瑟琳受重傷。艾瑪殊前往厄塔吉英軍駐地求助,被拘捕,在遣送到利比亞班加西的途中逃脫。
1941年5月 瑟?司羰、司機弗雷德·哈茨、秘書莫登小姐被炸死;绽L制拆彈圖紀念。
1942年6月 德軍攻陷托布魯克,馬鐸安排卡拉瓦焦留守,遭德軍刑訊,切掉手指。
1942年8月 艾瑪殊離開埃及的基爾夫·克爾比爾,挖出馬鐸掩埋在利比亞庫夫勒的飛機,飛往泳者洞穴,返程中飛機被德軍擊落。艾瑪殊被貝都因人搭救,送往埃及西部邊境錫瓦綠洲的盟軍醫院,在比薩停留一陣,輾轉到達意大利佛羅倫薩。
1944年10月 艾瑪殊在佛羅倫薩北部被英軍審問,貼上“英國病人”標簽;野戰醫院開往萊亨;漢娜、艾瑪殊、卡拉瓦焦和基普聚集在圣吉洛拉莫修道院。
1945年8月 (小說)美軍投下原子彈,基普痛恨“白人”,回國行醫,思念但不聯系漢娜。(電影)基普闡述優秀的“英國人”;三人從佛羅倫薩各奔前程。

 

  1942年8月艾瑪殊離開埃及的基爾夫·克爾比爾,挖出馬鐸掩埋在利比亞庫夫勒的飛機,飛往泳者洞穴,返程中飛機被德軍擊落。艾瑪殊被貝都因人搭救,送往埃及西部邊境錫瓦綠洲的盟軍醫院,在比薩停留一陣,輾轉到達意大利佛羅倫薩。

  1944年10月艾瑪殊在佛羅倫薩北部被英軍審問,貼上“英國病人”標簽;野戰醫院開往萊亨;漢娜、艾瑪殊、卡拉瓦焦和基普聚集在圣吉洛拉莫修道院。

  1945年8月(小說)美軍投下原子彈,基普痛恨“白人”,回國行醫,思念但不聯系漢娜。(電影)基普闡述優秀的“英國人”;三人從佛羅倫薩各奔前程。

  以二戰前大英帝國的國際影響力,幾乎成為“歐洲白人”的代言人。馬鐸在介紹國際沙漠俱樂部成員時,頗為得意于成員的國際性,似乎提到國籍都是一件不屑的事情:英國人、德國人、匈牙利人和埃及當地人,活動范圍橫跨埃及、利比亞、南至埃塞俄比亞。事實是,大英帝國對北非國家的考古測繪本身就是為英國的全球殖民統治服務,是對這些國家的領土和文化侵略,如馬鐸宣稱的,“誰擁有沙漠,誰就擁有北非”!队∪恕分忻恳粋人都深受身份的困擾,他們的悲劇也源自他們的國家和民族身份。殖民地人民(埃及和利比亞)本身已經被“集體失聲”:考古學家Dante D’Agostino和 Diggy Bermann、埃及學家Sharif Al Fouad (Al Auf)在整個故事中就是一個“活動道具”,為馬鐸的殖民考察服務。殖民者杰弗里·克里夫頓和彼得·馬鐸之死源自國家利益和個人身份的沖突。漢娜和卡拉瓦焦作為英聯邦“第二世界”代表,不斷質疑自己為所謂的“祖國”犧牲的邏輯理性。艾瑪殊和基普淪為身份曖昧的“國際私生子(international bastards)”。

  1.艾瑪殊

  國家、民族和文化身份是烙在一個人身上的印記,無論如何都擺脫不掉。由于一戰和二戰的歷史原因,匈牙利的國際地位和國家身份都受到嚴重傷害,被迫選擇了做德國的盟友。在“軸心國 vs. 同盟國”的二元沖突背景下,匈牙利公民拉斯洛·德·艾瑪殊伯爵(Count László de Almásy ) 竭力否認自己的國家民族身份,卻又不斷被質詢(證件、姓名、軍銜、軍籍編號)。根據霍米·巴巴的民族典型性“陳規”(stereotype)和固定性特征(fixty),艾瑪殊的身份標簽是一個雙向定義:“自我賦予(皇家地理協會會員和皇家沙漠俱樂部成員)”和“被賦予(德國佬和英國病人)”。

  1)Fritz? …Well, that is your name isn’t it? Count fucking asshole von Bismarck! What is that supposed to be then? Irish?

  艾瑪殊隨身攜帶希羅多德的《歷史》,形成了和當今社會的呼應關系,歷史正是千百年來國家、民族的反復沖突和定義。在沙漠俱樂部最后一次聚會上,艾瑪殊憤而質疑科考隊“國際大家庭”的虛偽性,以及英國對埃及進行殖民統治的合法性,國族身份的代表者國家元首是 “骯臟污穢的字眼”;

  2)A toast to the International Sand Club!Misfits, buggers, fascists and fools. Dirty word, filthy word. His majesty,der Fuhrer, il Duce.

  必須看到的是,艾瑪殊骨子里是英帝國殖民者擁躉,殖民思維滲透在他的骨子里。在痛恨“形容詞”,拒絕被定義和占有的同時,宣稱自己占有凱瑟琳的“脊上凹口(suprasternal notch)”,請求“國王”命名它為“艾瑪殊海峽(Almásy Bosphorous)”。因此,艾瑪殊的“面目全非”就是向英國殖民者靠攏失敗,民族身份徹底瓦解的象征[16]。

  2.基普

  如果說艾瑪殊的國族身份沖突是和凱瑟琳的婚外情才凸顯的,基普對于國族身份的雙重焦慮是長期的。印度公民基帕爾·辛格(Kirpal·Singh),在英國人的嘲笑中從 “咸鯡魚”(Kipper)變成“基普”(Kip)。他以對待父親一樣的虔誠敬仰效仿瑟?司羰,漸漸地完成了對英國白人身份的自覺靠攏和“模似”。但是基普又在竭力保持自己的民族獨特性:蓄長發,包頭巾(turban),住帳篷,吃素。他甚至拒絕被人稱為“Indian”,以免不能區分“印度人”和“印度教人”。身份標記的一再疊加使他成為 “印度錫克族的英軍掃雷員(an Indian Sikh British Army sapper)”。

  同樣,和艾瑪殊的個體身份沖突不同,基普是宗主國和殖民地沖突的代表和承載者。他的哥哥與英國人對著干,因為拒服兵役而坐牢,死在牢里:“英國人正在絞死爭取獨立的錫克人”、“永遠別對歐洲說不。… 合同的制定者。地圖的繪制者。”艾瑪殊和基普在不同程度上是贊同英國殖民文化的,并把自己也歸在這一族群里。但是,在艾瑪殊津津有味地指導基普讀希羅多德和吉普林時,卻反向促進了基普的民族覺醒:“無論我讀得多慢,好像都在暗示印度最好由英國人來統治。” [17]

  借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翁達吉在原著中也揭示了國家民族的復雜性和把東西方文化二元劃分的局限性;招值軣o視“馬來西亞的錫克教徒受到日本人的虐待”,把世界定義為兩個族群:“歐洲白人和亞洲黃種人”“歐美和亞洲”“東方人和西方人”:“當你開始向棕色人種的世界投彈的時候,你就是個英國人,你們曾有比利時的利奧波德國王…而現在你們有美國的杜魯門,你們全是從英國人那兒學來的”。

  3.馬鐸和克里夫頓

  馬鐸和克里夫頓是大英帝國的身份代言人、殖民統治的工具和帝國利益維護者,這點以往的文獻很少論及。作為私人朋友,馬鐸贊賞艾瑪殊的學識和奉獻精神,真誠地勸阻艾瑪殊不要和凱瑟琳發生戀情,也敏銳地意識到,戰爭來臨時艾瑪殊的匈牙利就是巨大的威脅:“這年頭沾一點外國色彩的人就會被當成間諜。”但是,馬鐸的英國殖民者身份是顯而易見的:(1)馬鐸從來沒有暴露自己的間諜身份,他和克里夫頓以及卡拉瓦焦的同事關系(“皇家地理協會竭力推薦他們”“他可以從空中勘測道路”)。(2)北非科考服務于英帝國殖民統治的需要:“誰擁有了沙漠,誰就擁有了北非。”“地圖屬于皇家專有,不是什么張三李四都可以看的。”(3)馬鐸把飛機和地圖掩埋在利比亞的庫夫勒(Kuffler Osis),并不是為了戰后恢復科考工作,而是出于間諜工作需要。(4)馬鐸安排卡拉瓦焦留守,導致了后者的被捕和刑訊,而不僅僅是“無意間被拍照”。艾瑪殊始終感念他的友善和溫和,“這是男人之間的對話(man to man chat)”,卻從未懷疑過馬鐸以及克里夫頓的科學家身份。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艾瑪殊輕率地用地圖和德國人交易,也是馬鐸一直在利用艾瑪殊的單純帶來的后果。馬鐸背負著這些國家機密和使命,在得知開羅失陷后,只能默默地以死謝罪(“德國佬拿到了我們的地圖,隆美爾長驅直入開羅”)。

  同樣,杰弗里·克里夫頓是公民身份和個體身份沖突的受害者。杰弗里的任務是對整個非洲進行大縱深航拍測繪,為此,他只好用一個又一個謊言來掩蓋自己的間諜身份(“小熊魯波”,等等)。表面上他回開羅籌集下一步科考資金,實際上是去利比亞航拍,去圖布魯克匯報工作:

  3)Portrait. The Brigadier, the Brigadier’s wife,Brigadier’s dog. Brigadier by the pyramids. Brigadier breathing.

  在圖布魯克,從克里夫頓詢問卡拉瓦焦新婚第一年為棉婚還是紙婚,可以看出他們關系熟稔,長期共事與英國情報部門?死锓蝾D時時不忘表述自己“怕老婆(Uxoriousness)”,但他更自覺地服從國家利益的召喚。凱瑟琳最痛恨“欺騙”,誤認為自己僅僅是國家殖民利益的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而丈夫的一切,除了婚姻,都是“謊言(fiction)”?死锓蝾D為國盡責的使命感掩蓋了他對于凱瑟琳的真愛表達,使他不惜以撞機的方式尋求三人同歸于盡的悲劇。

  4.卡拉瓦焦和漢娜

  卡拉瓦焦和漢娜作為加拿大籍的英國軍人,飽受戰爭創傷,但他們似乎從不懷疑自己的參戰動機,因為他們天然地認同了英國為自己的“祖國”?ɡ呓棺鳛樾⊥岛颓閳笕藛T為盟軍服務,被德國人刑訊,切掉拇指。漢娜的傷心來自堅信自己是“被詛咒的”命運。他們二人和英國人之間構成了霍米·巴巴的殖民地內部“模仿(mimesis)”。

  四、族群身份的重構

  作為流散族群的文化代表,作家翁達吉和導演明格拉并不一味鼓勵斗爭和沖突,他們也一直在尋找文化之間共存的基礎和可能性,亦即霍米·巴巴強調的文化雜糅(hybridity)。

  艾瑪殊被塑造成理想的“中心國男性”,典型的“英國白人”:學識淵博、思想深沉、浪漫多情。既能做枯燥深奧的文化專業研究(希羅多德、吉普林和“泳者山洞”),又幽默風趣,熟稔通俗文化(“高帽子樂團”)。漢娜嘗試彈奏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 (BWV988),吉普卻找到了德國人在鋼琴下隱藏的炸彈;湛吹搅宋幕膹碗s性,在質疑英國殖民統治的同時表示了對“英國白人”真摯的敬仰:

  4)Yesterday,I was thinking. The patient and Hardy. That’s good about England. … He even didn’t ask me if I could spin the ball at cricket or kamasutra, or…

  加拿大的漢娜和卡拉瓦焦、印度的基普消除了彼此的隔閡,暫時忘記了戰爭帶來的創傷,抬著匈牙利的艾馬殊在雨中快活地嬉鬧;蘸蜐h娜在意大利鄉間教堂看壁畫的場景算是《英國病人》中最浪漫、迷人、溫暖的場景,也是對文化身份和解接受的標記。艾瑪殊在漢娜和凱瑟琳聲音合二為一的朗讀聲中安然死去;基普繼續掃雷,為的是廣義的和平;漢娜歸隊;卡拉瓦焦放下了所有的恩怨,放棄了刺殺艾瑪殊,開始尋求一種新的存在方式。以大英帝國為代表的“白人”殖民統治時代終結了,佛羅倫薩成為新時代開啟的象征。

  小說結尾安排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文化寓言:戰后回國行醫的吉普拒絕聯系漢娜,但他依然不斷回憶起他們共處的時光。漢娜碰落杯子的剎那,基普伸手接住了女兒的勺子。參照電影中漢娜和基普的臨別贈言,“我們說不定能碰上呢”,說明宗主國和殖民地以“模糊和雜糅”的形態共處。戰前的宗主國—殖民地國家關系瓦解了,殖民地人民開始尋求自己的獨立國家身份和個體身份,不同國家、民族文明獨立而又彼此呼應。

  五、結 語

  二戰后加拿大政府積極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緩和各移民民族之間的矛盾、支持各族裔群體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加拿大作家邁克爾·翁達杰的小說《英國病人》呼應了這個大的歷史背景;裘·巴巴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從邊緣文化立場出發,揭示了被壓制的、非主流的“弱勢文化”,完全可以對占主導地位的殖民文化進行沖突、瓦解和重構。在文化身份重構過程中,霍米巴巴認為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處在一種難以擺脫的兩難境地:對于白人文化的模似和積極靠攏,對于自己的同胞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文化優越感,但是自身的殖民地文化身份又與白人主流價值格格不入[18]!队∪恕返奈幕饬x在于,殖民者自身也蘊含了不同身份之間的沖突,艾瑪殊和馬鐸之死就是對于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個人價值的詰問、挑戰。漢娜和吉普相約“重逢于教堂”,蘊含的僅僅是一種文化的獨立 “雜糅”,而不是“融合”,更不可能是此消彼長的“替代”。

  但是,必須注意到,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中對于宗主國殖民者的行為研究尚未涉及。價值觀和行為差異性將他們劃分為不同的群體類型:殖民統治的維護者(《英國病人》中的馬鐸、克里夫頓)、改良者和被殖民者的“拯救者”(《印度之路》的校長菲爾丁,《刮痧》的許大同的美國老板約翰·奎蘭,《長日留痕》的新莊園主美國人法拉戴)、自反破壞者(《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的“鼴鼠”,即,代號“裁縫”的比爾·海頓)。他們的命運也因此而不同:為國犧牲者(自覺或被動的犧牲品)、被仰慕者(他們的觀點被當局者和民眾接納而受到尊重)、被懲戒和驅逐者。此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系,也絕非“模似”“雜糅”“第三空間”能夠完全涵蓋。二戰期間東南亞國家與原宗主國和日本的關系證明,被殖民者往往不能用“驅虎逐狼”求得自我解放的目的,反而是“引狼驅虎”,陷入新一輪的殖民化(《現代啟示錄》)。不論是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還是后殖民文化現象,都值得繼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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