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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學界對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的研究情況

時間:2018-04-09 16:43作者:羽沫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近30年學界對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的研究情況的文章,隨著“錢學”研究逐漸成為學界熱點, 如何對這一研究史進行分期成為了海內外研究者共同關心的問題。

        論文題目:近30年學界對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的研究情況

  摘要:自1979年至今, 中外學界關于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的研究走過了30多年。這段研究史大致可以“四個階段”和“兩大主潮”加以概括:“四個階段”即研究的初始期 (1979—1986) 、發展期 (1987—1999) 、論爭期 (2000—2007) 和沉潛期 (2008至今) ;“兩大主潮”指的則是“打通說”和“闡釋循環說”兩大宏觀研究的趨勢。對這一研究史的考察有助于整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也可藉此發現當前“錢學”方法論研究的三大困境, 即比重失調、概念危機和問題意識的欠缺。尋求一個新的研究視角成為實現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研究新進展的當務之急。

  關鍵詞:錢鍾書; 詩學; 方法論; 打通說; 闡釋循環說;

  隨著“錢學”研究逐漸成為學界熱點, 如何對這一研究史進行分期成為了海內外研究者共同關心的問題。上世紀90年代, 張泉將美國學界著眼于“有著超常學力和品格的錢鍾書”的研究分為三個時期:1946年以前、1947—1978、1979至90年代初。[1]本世紀初, 龔剛則將國內“錢學”研究史劃分為“初興期” (民國時期) 、“蕭條期” (1949—1979) 、“勃興期” (1979—1998) 和“緬懷與深化期” (1998年以后) 四個階段。[2]上述兩位學者均從錢鍾書學術研究的整體情況出發, 從錢鍾書的青年時代開始對國內外“錢學”研究歷史作出了言簡意賅的歸納。但是, 當我們嘗試從“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研究”這一視角重新梳理如今蔚為大觀的“錢學”研究成果時, 則可以清楚地看到, 國內有關“錢學”方法論的系統研究實際上起步于《管錐編》初版問世的1979年, 而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的研究則大致與其發展同步?v觀近30年來學界有關這一課題的研究情況, 則大致可以“四個階段”和“兩大主潮”加以概括。

  一、我國學界的研究情況概說

  (一) 內地 (大陸) 學界的研究情況概說

  1.初始期 (1979—1986年)

  就內地 (大陸) 學界而言, 毫不夸張地說, 在“錢學”方法論乃至整個“錢學”研究領域, 鄭朝宗教授都發揮了“導夫先路”的巨大作用。鄭氏很早便意識到錢鍾書學術的巨大價值, 于國內首倡“錢學”, [3]1979年即在廈門大學以“《管錐編》研究”為學術方向招收碩士, 為早期“錢學”研究培養了一支生力軍。鄭氏也是最早認識到錢鍾書詩學方法論價值的研究者。他先后于1980、1986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兩篇文章, 均從方法論角度對《管錐編》、《舊文四篇》和《談藝錄》 (補訂本) 作出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前文中, 他認為《管錐編》的方法論不同于比較文學, 而是追求“天地間”共同“詩心”“文心”的“具體的文藝鑒賞和評判”, 其最大特點是“突破了各種學術界限, 打通了全部文藝領域”, 并緊接著對錢鍾書所“打通”的領域作了簡單概括。[4]后文則認為《談藝錄》中蘊藏著“三種精神”, 并對與這三大精神相對應的各種具體批評方法進行了概括:與“批判精神”相對的“充分說理”和“堅持兩點論”;與“求實精神”相對的“理論上除妄得真、化虛為實”和“事實上推本窮源、博稽詳考”;與“攻堅精神”相對的“研幾窮理、鉤玄抉微”和“中西比較、觸類旁通”。并再次強調:“這‘具體的文藝鑒賞和評判’十個字可以概括錢鍾書的全部批評方法, 同時也表現出他與其他批評家不同的一個特點。”[5]兩篇文章分別從宏觀、微觀層面為錢學方法論的研究作出了表率, 具有示范性意義。與其師學術路徑一致, 陸文虎等四位研究者也以方法論為核心展開各自的“錢學”研究。1982年, 陸氏撰文強調錢鍾書“比較方法”的獨特性和重要性, 同樣認為錢鍾書的“比較方法”不同于“比較文學”, 因其強調的是“具體的文藝鑒賞和評判”, “追求的是中外、古今以及各種學科間的‘心有靈犀一點通’”。值得注意的是, 陸氏此文中已經提出“闡釋之循環”這一重要概念, 只是并未聯系西學展開討論, 而是以之說明《管錐編》文體的長處。[6]而在其碩士論文《論〈管錐編〉的比較藝術》中, 陸氏對錢著中的“方法”進行了廣義與狹義的劃分, 認為前者即方法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貫串《管錐編》全書的是唯物主義辯證法”, 而后者即狹義的方法則為《管錐編》中的“比較方法”。[7]雖該此文有關“方法”與“方法論”的界定值得商榷, 卻是國內學界對這兩個概念較早的自覺區分。陳子謙的研究明顯屬于陸文虎所謂的“方法論”范疇。從1981年至今, 陳氏始終堅持辯證方法是“錢學”的基本方法。在《試論錢鍾書“以實涵虛”的文藝批評》一文中, 作者即已對錢鍾書的“辯證法”進行了初步分析;[8]1983年, 他在《試論〈管錐編〉文藝批評中的“一與不一”哲學》一文中, [9]則分別從“相反相成”“一貫萬殊”“有無相生”三個方面舉證分析了“一與不一”這一哲學命題支配下《管錐編》中所體現的對立統一辯證法。在其1984年出版的碩士論文中, 陳氏對鄭朝宗的觀點———“《管錐編》的最大特色是突破了各種學術界限, 打通了全部文藝領域”———作出了自己的解釋。在他看來, “所謂‘打通’, 就是指人文科學的各門學科以及整個文藝領域的普遍聯系”;“毫無疑問, 只有辯證法才能解釋和說明這種‘跨越國界、銜接時代’, 貫穿著不同學科的人文科學的交互滲透的關系。在這里, 比較的方法只能或不得不降到次要的地位”。文章在呼應陸文虎觀點的同時, 又依次探討了錢鍾書文藝批評的“哲學基礎”“‘一與不一’的矛盾法則”和“名實論”, 體現出對辯證法的切實把握和獨到理解。[10]與之觀點一致的又一篇論文是井緒東的《〈管錐編〉文藝鑒賞方法論初探》。文章同樣將“辯證唯物主義”視為《管錐編》文藝鑒賞方法論的基本特色, 并稱之為“立體鑒賞”方法, 對其“多學科多角度多門類的鑒賞方法”進行了具體分析, 最后, 總結了《管錐編》文藝鑒賞的民族特色。[11]另一位鄭門弟子何開四, 則在《錢鍾書美學思想的歷史演進》一文中專辟“《管錐編》文藝批評舉隅”一節, 同樣對錢鍾書的文藝批評方法冠以“辯證法”之名。[12]

  同時期的相關研究中, 較有代表性的尚有《讀書》雜志上發表的錢鍾書研究系列文章, 如馬蓉關于《管錐編》的研究以及趙毅衡、張文江和孫景堯等從比較文學角度對《管錐編》和《談藝錄》所作的解讀;但或者因為概括過于寬泛、或者因為彼時內地 (大陸) 的比較文學研究尚處于初興時期, 這些文章在學術界所產生的影響尚無法與鄭朝宗師徒相比。因此可以說, “鄭門”的研究成果實際上成為了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研究發生期的主要代表。既然師徒五人的研究主要強調的是“錢學”方法論的“辯證”特色, 這一時期也可以稱為“辯證法時期”。

  2.發展期 (1987—1999年)

  1987年3月16日, 鄭朝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錢鍾書于1979年寫給自己的兩封書信。由于其中一封信里出現了錢鍾書的夫子自道———“弟之方法并非‘比較文學’, 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 而是求‘打通’, 以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打通, 以中國詩文詞曲與小說打通”, “打通”一時間成為“錢學”研究領域的高頻詞。然而, “錢學”研究者從發現“打通”到“言必稱‘打通’”[13], 實際上是經過了一段較長時間的, “打通”說的發展期與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研究的發展期幾乎重合。

  1989年, 黎蘭在研究《宋詩選注》的一篇文章中較早引用了錢鍾書書信中的“打通”說, [14]可以說開啟了“打通”說的接受史。文章的特點在于以錢氏“癡氣”與“打通”相聯系, 主要著眼于錢鍾書的修辭旨趣和文藝鑒賞方法, 隱隱強調了“打通”在這兩個方面的體現, 并將“闡釋之循環”視為其表現之一。自此之后, 不少研究者延續了這一思路, 即:將“打通”置于錢鍾書方法論的綱領位置, 而視“闡釋之循環”為其具體表現之一。與黎蘭對“闡釋之循環”的看法不同, 1992年, 季進在《闡釋之循環———錢鍾書初論》[15]一文中將其拔高至“錢學”整體描述語的地位:“整個錢氏著作系統, 是一個縱橫上下交叉綜合研究與微觀宏觀本末循環研究相整合的立體的、辯證的‘循環之闡釋’”, “錢鍾書先生的全部著作正標志著一種獨特、深刻的闡釋系統的建立”, 而“由‘打通’而至‘圓覽’”則是錢氏方法論的特征。雖然季氏強調了“打通”的方法論功能, 但他于此文中似乎并未能理清本身即具備方法特征的“闡釋之循環”與“打通”的概念交叉問題?梢哉f, 這篇文章第一次凸顯了“打通”和“闡釋之循環”在“錢學”方法論領域中潛在的概念指涉之爭。這個“冠名權”之爭引起了學界對“打通”本身的反思, 王大呂的《“中西會通”與錢鍾書的文化“打通說”》一文體現了這一反思的某種成果。王氏以近代思想史為考察視角, 參照“中西會通”“中體西用”“西學中源”三股大潮的沿革與斗爭, 認為“‘打通說’與‘中西會通’的一脈相承是顯而易見的”“‘打通說’是現代的‘中西會通’論”, 而“魯迅先生在本世紀初即明確認識到‘中西會通’的不可取”。從這一觀點出發, 他認為錢鍾書力主“打通”是一種無奈之舉, “打通”也“難免有牽強附會”。同時, 由于“通”字本身可正反互訓為“通”和“不通”兩義, 所以錢鍾書的“打通”只能是一種“通而未通的混沌狀態”。由此, 王氏斷言, 錢鍾書的文化“打通說”只是“審美的真理”, 不可“以學術目之”。[16]文章結論雖然武斷, 對“打通”的分析卻也不無道理, 甚至發人深省。如果說王文所引起的人們的不安是明顯的, 那么李洪巖、胡曉明兩位學者針對錢鍾書與陳寅恪“詩史之爭”進行的討論無疑增添了人們對于“打通”的疑慮。李氏認為, 陳寅恪的“以詩證史”作為具體方法是可行的, 但作為方法論則“有它說不通的地方”, 錢鍾書“覘人心、征人情”的詩歌研究才是可信的方法論。[17]而胡曉明則引入“范式”概念對陳、錢學術進行分析, 認為陳寅恪開創了“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的學術方法, 錢鍾書則開創了“一種以語言學、心理學、哲學和藝術學配合以說詩的學術方法”, 兩大范式雖然表現出某種“隱含”之爭, 但其實各有創辟, 在繼承傳統的“文史結合的研究方法”方面都體現了一種學術的智慧。[18]李、胡兩位在文章中幾乎都沒有提及“打通”, 但其討論的中心———“詩”“史”結合的問題卻顯然反映了“打通”學科的訴求。既然“打通”并非錢鍾書的“專利”, 我們何以將其確定為錢氏方法論的總體特征?既然同為“打通”卻出現了幾乎截然相反的兩種取向, 那么“打通”的實際操作性是否值得懷疑?可惜的是, 上述研究所引發的疑問只是曇花一現, 并沒有得到進一步展開, 學術界便又轉入對“打通說”的正面建構之中。1998年錢鍾書辭世后, 敏澤撰寫長文《論錢學的基本精神和歷史貢獻———紀念錢鍾書先生》, 在文章第四部分“旨趣與貢獻”中, 將“打通”再次確立為錢鍾書“一生的學術旨趣和追求”, 并且從“打通各個人文學科之間的藩籬”“打通中西”“打通古今”三個方面解析其義。[19]黨圣元也在一篇論文中再次強調“打通”作為錢鍾書方法論的重要性。在吸收鄭朝宗觀點的基礎上, 黨氏認為錢鍾書的學術方法論包含兩個方面的特點:其一為“‘打通’古今、中西以及人文學科各科之間的樊籬, 融通觀之”;其二是“注重從具體的人文現象的考辨與詮釋中總結出具有規律性的哲理、文心, 以及善于運用辯證思維方法析解問題”。[20]這樣一來, 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研究“初始期”和“發展期”的成果得到了融匯與總結, 為其下一步的發展奠定了必要基礎。而“打通說”也力壓“闡釋循環說”成為了“錢學”方法論的代稱。

  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時期已經有學者嘗試用“闡釋之循環”替代“打通”說來對“錢學”方法論進行整體描述。如1990年, 何開四在其碩士論文的基礎上進行增補, 出版了《碧海掣鯨錄———錢鍾書美學思想的歷史演進》一書, [21]增寫的《〈管錐編〉循環闡釋論》一章, 嘗試從解釋學角度論證“循環闡釋”對于“錢學”方法的重要性。此外, 在早期鄭朝宗等學者的研究基礎上, 胡范鑄關于錢鍾書現象學方法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推進和細化, [22]胡河清對錢鍾書著述方法的溯源辨析則頗具錢氏治學之靈氣, [23]———二者都是能自成一家之言的重要研究成果。其他學者對于錢鍾書具體詩學方法如“細讀法”等的探討也不容忽視, 但就這時學術界的整體而言, “打通說”的優勢地位比較明顯, 是為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研究的“打通說”時期。

  3.新變期 (2000—2007年)

  可以看到, 在“錢學”方法論研究的發展期中, “闡釋之循環”已經開始嘗試奪取最高話語權。隨著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推進, 這一話語權斗爭遂成為學界一個突出特征。2000年, 李衍柱出版《時代的回聲———走向新世紀的中國文藝學》, 繼續堅持“打通”的“總綱”地位, 認為“打通”是《管錐編》的方法論基礎, “闡釋之循環”只是“打通說”的進一步深入和細化。[24]同年, 季進也在論證錢氏以“現象學話語空間”為特征的“現象學范式”的基礎上, 再次闡釋了“打通”的三個層面:“中西文學與文化的打通”“各種學科的打通”“藝術創作與學術研究的打通”。[25]一年后, 李洲良從分析錢鍾書對“‘易’之三名”的闡釋出發, 認為“闡釋之循環”具有“現代方法論”意義, 體現了錢鍾書“以‘打通’為特色的學術境界”, 是錢氏“治學思想與方法的具體體現”[26]———這一觀點顯然對前面兩位學者提出了挑戰。2003年, 張文江在《社會科學報》上發表了一篇散論, 再次強調“打通”對于“錢學”的重要意義, “錢鍾書著作的最大特點在于‘打通’:在分科上打通文史哲, 在地域上打通中西。這一最大的特點同時也是錢鍾書著作的最高成就所在”。與以往某些學者不同的是, 張氏并未到此為止, 而是對“打通”進一步展開反思并連續提出三個問題:“如何打通文史哲”“打通的方向如何”“打通中西文化在什么層面上”。在深入分析錢著中對這些問題所作的具體應對的基礎上, 張氏最終指出了錢鍾書某種程度上的局限性[27]———筆者認為, 張文江此文是較早注意到“打通”這個詞匯本身固有缺陷的一篇重要文章。青年學者何明星則旗幟鮮明地對“打通”和“闡釋之循環”之間的關系作出了界定:“實際上, 正如錢鍾書所說的, ‘打通’也是‘方法’, 它是《管錐編》以詮釋人生為宗旨所形成的‘詮釋循環’方法的一個方面。”“‘打通’是因為不通, 無論‘打通’方法運用得如何普遍而頻繁, 也仍然難以使各具特色的語言文化和愈分愈細的學科領域會通為一。所以‘打通’只是一種形象的比喻, 交流與對話才是《管錐編》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內涵所在。”[28]無論其對于《管錐編》主旨的理解是否恰當或論述是否合理, 此文將“打通”從主導地位降至對“闡釋之循環”從屬地位的意思是一目了然的。在就錢鍾書的文學闡釋思想進行心理層面的探討后, [29]李清良于2007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文章, 集中討論錢氏的“闡釋循環”。文章在對“闡釋循環”作出“總綱”式論述之后認為:“錢鍾書‘闡釋循環’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強調打破界限而能‘通觀一體’”;“闡釋循環”的“運行機制”有三大“要義”, “一是打破各種界限獲得一個更大的新語境, 二是在相通相似的言論主題之間進行交互‘相看’, 三是交互相看的結果是‘增進了理解’、‘增添了新意義’”;錢鍾書所發展的與“闡釋循環”相應的闡釋方法分為兩類, “其一, ‘合觀’、‘連類’、‘捉置一處’、‘比勘’、‘參印’、‘相互發明’或‘相說以解’等方法”, “其二, ‘移箋’或‘移喻’法”。作者進一步指出, 前一類共六種方法“都非常明顯地體現了錢鍾書的‘闡釋循環’觀念:打通古今中外, 交互‘另眼相看’, 從大同之‘心理’、未裂之‘道術’這一整體語境中來把握特定文本的特定主題”;后一種方法“實是在不同文化、不同時代、不同學科、不同文體之間, 甚至是在形象之境與抽象之理之間相互打通、彼此移釋, 因此最能體現其打通一切界限來進行‘闡釋循環’的觀念”。[30]在同年出版的著作中, 李氏進一步細分了錢鍾書“闡釋循環”的四個層面:“其一, 通觀明辨闡釋文本及作者全部作品, 亦即在文本的整體與部分之間、特定闡釋文本與作者全部作品之間進行‘闡釋循環’”;“其二, 會通風氣與傳統, 亦即在作者與其所處之時代風氣及歷史傳統之間進行‘闡釋循環’”;“其三, 打通各學科文獻”;“其四, 會通不同文化”。[31]如此一來, “闡釋循環”作為錢氏文學闡釋學乃至整個錢氏學術著作特征和方法論的地位得到了體系性的建構, “打通”則徹底轉變為“闡釋循環”的一個出發點, 甚至是注腳。至此, “闡釋循環說”的支持者可以說取得了突破性的勝利。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上述“打通說”與“闡釋循環說”“暗戰”的主流之外, 本時期學界對錢鍾書具體詩學方法的探討同樣取得了不少成績。例如:龔剛從中國文學研究現代轉型的角度對錢鍾書在學術著作“科學性”與“審美性”之間“維持難以維持的張力”的特點與方法所進行的研究;[32]楊義關于錢鍾書學思過程“會通”“慧悟”“創化”三大境界的論述和對錢氏“消解—剝離—溝通”的“基本的學術方法”的歸納;[33]劉陽關于錢鍾書“以言去言”范式下“兩點方法論意義”的揭示, 即“言說的互見”和“言說的斷章”, 以及對錢氏“反體系”方法論的反思;[34]刁生虎繼李洪巖、胡曉明兩位學者之后對陳寅恪和錢鍾書學術思想與治學方法的比較等。[35]

  另外, 一股否定“錢學”方法論的潮流也在這一時期出現, 主要代表為劉皓明和龔鵬程。劉氏從徹底否定“錢學”出發而否定了錢鍾書方法論的存在。他將錢鍾書與卡夫卡筆下的“絕食藝人”劃等號, 繼而在“錢學”與絕食藝人的“絕食這種功夫”之間劃等號, 在錢鍾書的記憶和復印機之間劃等號, 在“錢學”中的“補遺”與Google數據庫的更新之間劃等號, 接著嚴厲批判錢鍾書“完全沒有歷史感”、《談藝錄》《管錐編》中不存在“解釋學的方法”, 而這兩部著作中“勉強可以算作方法論或理論的東西是一種膚淺的形式主義和新批評派的混合, 然而又沒有這兩者所特有的對文本的嚴格分析”, [36]———可謂極盡刻薄之能事。雖然就錢鍾書展開批評對話也是錢鍾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然而真正的批評應當是立足于具體材料上的嚴肅辨析, 而不是感情用事地一通殺伐。龔鵬程則以《宋詩選注》為核心, 認為錢鍾書方法上的問題在于“參稽史料、毛舉細事, 而不見大體”, 這是因為“基本上他并沒有發展出一個自己真正對宋詩的整體觀點, 去統攝、照明、解說他所運用的材料;以致雞零狗碎地堆了一堆可資談助的小東西”, 既缺少“大判斷”, “論學”又“往往顯得‘不當行’”。[37]龔氏對“錢學”方法論價值的否定似乎遵循著這樣一根邏輯線條:錢氏之學缺乏“體系”, 缺乏“體系”自然便缺乏“大判斷”, 也必然導致論學“不當行”。其實, 正如龔氏文中所言, 錢鍾書之逃避理論體系的建構, “是不為也, 非不能也”。而為何要專注于細節考訂、斷片分析, 錢鍾書本人也已經在《讀〈拉奧孔〉》一文中說得十分清楚。[38]至于錢鍾書論學是否“當行”, 張隆溪早已援引錢鍾書本人的話作了回答, [39]此處無須贅言。

  4.沉潛期 (2008年至今)

  與前一時期的風起云涌相比, 這一時期的“錢學”方法論研究呈現出明顯的退潮跡象。表現之一是發表在重要刊物上的文章數量迅速減少, 其二則是富于新意的論述難得一見。宏觀把握“錢學”方法論的文章主要有趙一凡的《錢鍾書的通學方法》。此文仍持“打通說”, 獨到之處在于從錢鍾書的受教育經歷入手分析了“打通說”的生成, 力圖賦予此說的出現以某種歷史必然性。進而將錢氏具體方法分門別類為六種“總攬全局之大法”———“亦掃亦包法”“儒家辯證法”“鳥之兩翼法”“通觀圓覽法”“脫胎換骨法”“半莊半諧法”和六種“專司布局謀篇、修辭煉字”的“小法”———“春秋筆法”“搭天橋法”“階進法”“花開兩朵法”“水中著鹽法”“捉至一處法”。[40]分類不可謂不細, 然而分類的標準卻似乎有欠明朗。此外, 12種方法之名不僅多有模糊不清之嫌, 相互重疊的現象似乎也不少。就微觀研究而言, 這一時期出現了較多針對“錢學”具體方法展開研究的文章, 比較突出的有項念東對錢鍾書解詩方法的研究[41]和何明星關于錢鍾書“連類”方法的探討[42]。但總的說來, 此一時期有關錢氏詩學方法論的研究與前三個時期相比有著較大落差, 即便與同期“錢學”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也相對黯然, 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的研究進入了名副其實的“沉潛期”。

  需要注意的是, 1979年至今, “錢學”方法論研究領域始終存在著一條特殊的研究路徑, 即比較文學路徑。然而, 一方面因為比較文學本身的方法論尚處于建構之中, 另一方面有關研究幾乎都沒能超越“打通說”的框架, 再加上錢鍾書早年在多個場合強調自己的方法與比較文學無關所造成的影響, 這一路徑的研究終究未能真正崛起而與“打通”“闡釋之循環”三足鼎立?v覽30年來學者們在這一路徑上的耕耘, 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幾種。1981年, 趙毅衡發表《〈管錐編〉中的比較文學平行研究》一文, 將“錢學”方法視為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范例。[43]1986年, 樂黛云教授在《中國比較文學的現狀與前景》一文中, 將《管錐編》視為比較文學在中國復興的標志, 指出“《管錐篇》最大的貢獻就在于縱觀古今, 橫察世界, 從‘針鋒粟顆’之間總結出重要的文學共同規律。也就是突破各種學術界限 (時間、地域、學科、語言) , 打通整個文學領域, 以尋求共同的‘詩心’和‘文心’”, 此外也分析了《管錐編》對比較文學各個方面所做出的“獨到的建樹”, 如有關“淵源和影響的研究”“雙向闡發”研究和“交叉學科/科技整合”研究等。[44]1993年胡亞敏探討了“錢學”的比較詩學特質, 進而指出, “‘打通’乃錢鍾書比較詩學方法的精髓之一。這種‘打通’不僅表現在文學范圍內地域、時代、文類諸界限的打破, 而且推向整個文化領域, 體現為各個學科門類的匯通”。所以, 錢鍾書的“打通法”“是對以往僅強調事實聯系的比較文學的超越”。[45]2006年, 何明星出版的《〈管錐編〉詮釋方法研究》[46]一書, 當為國內第一部以“錢學”方法為直接研究對象的專著, 其最大特色在于將錢鍾書詩學方法界定為以“對話”為特征的“循環詮釋”。而2010年時, 何氏的觀點似乎有所變化。他不再強調“闡釋之循環”的“總綱”地位, 轉而從“打通”的角度探討錢鍾書比較文學研究的特質, 提醒學界注意“打通”最重要之處在于“拈出新意”, 認為錢鍾書的“以‘打通’方法所進行的學術實踐”, 一方面“為解決可比性問題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 另一方面則“賦予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嶄新內涵”。[47]這一觀點的變化非常值得重視?偟膩碚f, 比較文學界對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的探討是踏實而有效的。

  (二) 港臺地區研究情況概覽

  整體而言, 港臺地區的相關研究與內地 (大陸) 學界基本一致, 主要觀點也大同小異, 但某些研究者獨特的入思路徑與細膩的考察方法值得重視與借鑒。如香港李貴生的《錢鍾書與洛夫喬伊———兼論錢著引文的特色》一文, 在對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的界定上同樣采取“打通說”, 卻能夠借美國思想史家洛夫喬伊 (Arthur.O.Lovejoy) 的“觀念史學”概念對“打通”施以燭照。在詳加比勘中西兩大學者的研究方法之后, 李氏指出:“洛氏的研究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說明打通說的一個理論問題:打通的判準何在?”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為學知止, 打通之余須知有不可打通的情況”的意見, [48]可以說是對張文江就“打通”所提問題的呼應和某種程度上的回答, 的確能發內地 (大陸) 學界之所未發。臺灣學者中, 黃維梁與季進的觀點大致相同, 即將“打通”與“圓覽”視為錢鍾書方法論的兩大重要特色。黃氏對“打通說”的推進之處在于:在內地 (大陸) 學者反復強調的“中西”“古今”“學科”三大“打通”之外新增一類, 即“事物內里與外表打通”, 同時又將錢鍾書在文學研究領域的“打通”具體拆解為“中西文學理論、現象打通”“不同時代的文學理論、現象打通”“不同文學類型 (genre) 打通觀照”和“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內里和外表打通”四大層面, [49]分析可謂細致入微。汪榮祖教授在分析錢鍾書史學貢獻時也同樣注意到了“闡釋之循環”這一方法在錢著中的普遍性, 并從“個體與整體之間的循環”“古今間之循環”和“史實與理論間之循環”三個方面加以細致解讀, 同時對錢鍾書有關“詩”“史”的論述———“詩具史筆”“史蘊詩心”詳加辨析, 強調謹慎對待“詩”“史”之間令人深思的復雜關系———“詩與史本質有異, 而兩者復有互惠之誼, 既可會通, 又不可盡通”[50], 都是對錢著的落到實處、頗具功力的解讀。

  二、國外研究情況概覽

  國外學者在“錢學”方法論方面的研究, 大致是從1961年夏志清 (C.T.Hsia) 《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發表之后開始的。雖然夏氏在《錢鍾書》一章開頭即提到錢鍾書發表在英文刊物《天下月刊》和《書林季刊》上的散文及1948年出版的《談藝錄》, 論述的重點卻是《圍城》。[51]或許是受夏氏對《談藝錄》的保留態度和對錢鍾書小說的極力推崇的影響,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 西方學者主要傾向于對作為作家的錢鍾書進行研究, 極少對其詩學著述進行探討。直到1982年胡志德 (Theodore Huters) 的《錢鍾書》一書出版, 這種局面才開始有所改變。在這部著作中, 胡志德在研究錢鍾書的《圍城》及散文、短篇小說之外, 也集中研究了其早期的批評文章及其《談藝錄》。在有關詩學方法論的問題上, 這位漢學家的主要觀點是:錢鍾書雖然常常表現出一種渴望繼承傳統卻又大量吸收、運用迥異于傳統的西方理論的矛盾, 其根本傾向卻是借助西學而革新傳統, 因而所采用的常常是“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據此, 他認為錢氏從1932年到1965年所寫的批評文章雖然范圍廣泛, 卻可以從中“辨別出一個內核”, 即“中國文學傳統與西方理論間的關系和這一傳統與中國文學在一個社會、思想動亂的時代延續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52]13-36同時, 與國內很多研究者將《談藝錄》視為“無體系”的札記不同, 胡志德認為《談藝錄》隱含著一個“中國古典詩學的主體”的“正題”。此外, 他還特別指出了《談藝錄》將“論證嚴密、指涉極廣的論析”與“較有抒情意味的因素”融合在一起的“論說方式”。[52]37-69可以發現, 胡志德在宏觀視角上是與國內學者的“打通說”莫逆冥契的。1982后歐美學界關于錢鍾書詩學的研究再次歸于沉寂。究其原因, 一則歐美學者仍然大多傾向于將錢鍾書視為小說家, 缺乏對其文藝批評著作進行研究的自覺性;二則《談藝錄》《管錐編》的文體的確給相當多的學人造成了閱讀和理解的困難。十多年后, 《圍城》的德語譯者莫芝宜佳 (Monika Motsch) 終于率先開始了對《管錐編》的研究, 而其《〈管錐編〉研究與杜甫新解》一書甚至得到了不大喜歡被人研究的錢鍾書本人的肯定。這一著作對于“錢學”方法論研究的主要貢獻是對“逐點接觸法”與“回顧法”的發現和概括。就前者而言, 作者認為《管錐編》雖然在中西文化、文學之間以及人文學科之間“創造了許多新的關聯”, 但是這種方法并非“比較”, 而是“逐點接觸”, 其關鍵點在于:在《管錐編》中, “‘主題’將永遠不可比較, 而只可借助一個共同的觸點將它們聯系起來”。至于后者, 莫芝宜佳則借用薩特《存在與虛無》中的術語“regardregarde”———“回過頭來自我鑒賞”———來加以說明, 強調“‘回顧’的目的在于從一個新的視角去觀察初始時的思想”。[53]這兩個概念的提出對“錢學”方法論的研究均具有重大價值。到1998年時, 美國的艾朗諾 (Ronald Egan) 教授又以巨大的毅力選譯出版了《管錐編》中的65則條目, 進一步擴大了該書在西方學界的影響。他選篇精當, 翻譯也“謹嚴密致、一絲不茍”, 正如哈佛大學出版社所言:“選譯自錢鍾書《管錐編》的這65篇文章, 使這部有皇皇四大本的讀書筆記巨著, 第一次有了有代表性的英文譯本。”[5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艾朗諾在譯本前寫有一則長篇導言, 其中甚至翻譯了錢鍾書1979年致鄭朝宗的那封著名信件中論及“打通”的部分, 進而分析了“打通”本身包含的“從通常不會一起出現或被討論的不同文本中找到相通或相似的東西, 建立意料之外的關系”、將“對立或矛盾的”對象并置一處、將相似但不相同的對象并置一處等多重含義, 以及“打通”的“用西方作品或術語對中國古代思想或文學的某些方面提出新的看法”和“研究語言、美學原則或思想的共同傾向”等多重目的。[55]雖然主要觀點與我國學者基本一致, 但作者對于具體概念的翻譯和理解仍然為重新審視“打通”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艾朗諾后來又有辨析錢鍾書學術方法與清儒治學方法的論文發表, [56]顯示了這位學者對“錢學”方法論的持續關注?上驳氖, 近年來西方一些青年學者也開始關注“錢學”方法論問題, 如意大利的狄霞娜 (Tiziana Lioi) 博士以錢著中的意大利引文為中心對錢鍾書“比較方法”進行的探討等, [57]昭示了“錢學”方法論在新世紀西方學界的吸引力?偠灾, 國外學者關于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的研究數量雖然還不算太多, 卻為我們推進這一研究提供了不容忽視的域外成果、必要的參照以及研究思路上的啟發, 從而為我們尋求新的突破提供了又一方堅實的基礎。

  三、當前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研究的困境

  以上我們大致梳理了近30年來國內外有關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從整體上看, 學界對于“錢學”方法論的研究能夠兼顧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 取得了比較豐富的成果, 體現了相關學者不俗的研究實力。然而, “錢學”方法論研究的長期缺乏突破———尤其是2010年至今———也是毋庸諱言的。具體說來, 當前的研究主要遭遇到了以下三大困境。

  其一, 比重失調。在前25年中, 宏觀研究幾乎占據壓倒性優勢, 最近五年則又以微觀探討為絕對主體, 這樣大起大落的變化反映的是一種不太合理的研究結構。

  其二, 概念危機。過去數十年間, 雖然“打通說”和“闡釋循環說”兩大主潮的“明爭暗斗”不乏活力, 然而論述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如“打通”“闡釋循環”等早由上世紀80年代“初始期”的研究者們捏出, 后來的使用者大多直接加以襲用且以錢著出處為絕對真理, 很少有人反思這些概念本身的局限性或是這些概念在脫離錢著整體語境之后其本身的詩學價值是否有所損減的問題, 從而導致1980年代以后的研究始終受限于早期劃定的框架, 遲遲難以打開新局面。

  其三, 缺乏真正的問題意識。相當一部分研究長期停留在對錢鍾書詩學方法的羅列、復述與概括階段, 缺乏與之對話的自覺, 也缺乏從中西學術史角度對其進行辨析、定位與反思的勇氣, 更不用說站在當代詩學立場對其當下價值與具體適用性進行追問了。由此導致的后果首先是不大注意總結前人的研究, 沉溺于對前人的重復乃至自我重復的泥淖中難以自拔甚至毫不自知。其次則是研究視角的單一:表現在論題的開拓方面, 是始終固步于錢著本身論域, 少有學術史的全局考辨———比如對“打通”的理解;表現在對西學的比較與運用方面, 則很多研究者似乎依然謹守著19、20世紀之交一度盛行的所謂“中體西用”模式, 在對“錢學”方法與西方詩學方法進行“參觀”時死守中學視角, 以致將現代西學的眾多有益探索草草化為錢鍾書著人先鞭之敏銳或略勝一籌之深刻的簡單注腳, 既渾然忘卻了錢氏“回過頭來另眼相看”的執著, [58]更無法做到與異質文化和他者詩學的“互補、互證、互識”。[59]再則是缺乏對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獨創性的真正發現。一些聲稱以“錢學”方法論為研究主題的論述, 在將文中的錢鍾書替換為其他現代學者———如陳寅恪等———之后, 讀起來居然照樣頭頭是道!這樣的“研究”不僅造成了學界的尷尬, 更是對“錢學”價值的極大遮蔽。如何協調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比重, 尋找到更富于生機的新概念以發現并解決真正具有當代詩學關懷的新問題, 已經成為“錢學”研究者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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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1) “錢學”這一概念在學術界有兩種理解:其一指錢鍾書的全部學術成果, 如陳子謙《錢學論》中的指稱;其二指有關錢鍾書其人其文的研究, 如龔剛《錢鐘書——愛智者的逍遙》一書中對這一詞匯的運用。本文取第一種理解, 故稱“‘錢學’研究”。此外, 錢鍾書姓名的簡體字寫法至今仍不統一, 本文根據2013年公布的《通用規范漢字表》, 在正文中將其統一寫作“錢鍾書”, 但對所引文獻題名中原作者的寫法則不加改動, 以利資料的核查。
  (2) (2) 正如在下文的分析中將會看到的, 對復雜多變的研究史作時間節點清晰的分期本身是有違學術史真實動態的, 因為再客觀的分期都將遭遇某些意外材料的挑戰。本文的分期只是力求大處著眼, 追蹤錢鍾書詩學方法論研究主潮的翻涌, 以求論述的方便。具體時間段的劃分只是為了提示研究史中的關鍵文獻, 并不意味著作者認同材料梳理的絕對化傾向。
  (3) (3) 相關信件首見于鄭朝宗《〈管錐編〉作者的自白》一文, 發表于1987年3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一年后, 鄭朝宗又將此文編入散文集《海濱感舊集》出版, 更進一步促成了此說的傳播, 詳見鄭朝宗.海濱感舊集[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8:124-125.兩信后又于1992年發表于《錢鍾書研究》, 見羅厚輯注.錢鍾書書札書鈔[C]//《錢鍾書研究》編委會編.錢鍾書研究 (第三輯)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2:297-299。
  (4) (4) 參閱錢鍾書為莫芝宜佳著作所作的序。見陸文虎, 編.錢鍾書研究采輯 (2) [C], 北京:三聯書店,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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