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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區文學批評的核心理念和表現特征

時間:2018-04-09 15:16作者:羽沫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解放區文學批評的核心理念和表現特征的文章,解放區文學批評在轉變與推動解放區文學與文學批評的發展, 促進解放區“工農兵文學”的繁榮, 使文學更好地為政治服務, 統一解放區思想, 集中一切力量贏得戰爭勝利等方面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歷史意義和珍貴價值.

        論文題目:解放區文學批評的核心理念和表現特征

  摘要:選取解放區文學批評中典型的二十個關鍵概念, 運用雷蒙·威廉斯“歷史語義學”方法, 探尋闡釋它們的生成語境、語義內涵、歷史演進、時代表征、歷史作用與深遠影響。解放區文學批評關鍵概念的演變發展對于轉變與推動解放區文學與文學批評的發展、“工農兵文學”的繁榮、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更好地為政治服務、贏得戰爭勝利等方面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歷史意義和寶貴價值, 對當前的文學批評也具有借鑒啟示意義。

  關鍵詞:解放區; 文學批評; 關鍵概念; 歷史演變; 時代表征;

  解放區文學批評中的關鍵概念富含時代特征, 凸顯解放區文學批評的時代脈動, 在現代文學批評史上有著特殊的作用和地位, 非常值得后人進行系統分析研究。我們試圖運用雷蒙·威廉斯“歷史語義學”方法對解放區文學批評關鍵概念加以觀照研究, 以期探尋出它們的歷史源頭、生成境況、演進嬗變、理論意指, 勾畫出解放區文學批評關鍵概念的基本概貌和時代表征。

  一、解放區文學批評關鍵概念的歷史演變

  我們通過對解放區文學批評的原始報刊論文、文章和批評論著等進行梳理、分析、統計發現, 解放區文學批評中有二十個概念使用頻率高、創作導向強、時代印記鮮明,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解放區文學批評的關鍵概念:“文化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大眾”、“人民大眾”、“工農兵大眾”、“大眾化”、“改造”、“結合”、“服務”、“工農兵”、“工農兵形象”、“工農兵文學”、“工農兵方向”、“《窮人樂》方向”、“趙樹理方向”、“真實”、“正面英雄人物”。下文對它們逐一展開分析闡釋。

  (一) “文化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

  在解放區文學批評語境中, 作家由“文化人”經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演變成“文藝工作者”。

  張聞天辯證地總結了“文化人”的特點:是“精神生產品的生產者”, “一部分人容易產生”“唯心的、超階級的、反政治的觀點”;“對某種理想與精神生活有強烈的要求, 能為之犧牲奮斗”, “一部分人容易流于空想、叫喊、感情沖動, 而不實際、不真切、不能堅持, 缺乏韌性”;“要求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創作自由、反對各種各樣的壓迫與干涉”, “一部分人易于不愿過集體生活, 發展個人主義, 成為孤僻, 同群眾隔膜, 看不到與看不起群眾的力量”;“很強的個人自尊心與自傲心, 愛好與尊重自己的事業”, “一部分人夸大自己的地位與作用, 看不起別人”;“發表自己作品的強烈要求”, “一部分人容易流于好出風頭, 當空頭文學家, 而不愿埋頭苦干, 切實工作”。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以下簡稱《講話》) 中, 將解放區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放在一起考查分析。

  1942年之前, 解放區文學批評界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家的論述并不多, 代表性的有歐陽山與林昭。歐陽山否定中國小資產階級作家:他們是“先天的孱兒”, “在文學成就上也是薄弱, 渺小, 幾乎是不足道的”。林昭則肯定小資產階級作家:他們“始終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主力”, “曾創造了輝煌的成績, 在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跡印”;他們“是具有相當豐富的革命潛力和創造精神的一群”, “是值得特別稱道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文藝革命運動中的主要力量”。

  毛澤東的《講話》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了定性和批評:把解放區的工農兵劃為“無產階級”, 而把知識分子、文藝家劃為“小資產階級”;雖然認為他們“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力量”, “比較地接近于工農兵”, 但是批評了他們“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 “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 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其缺點都寄予滿腔同情、甚至賣力鼓吹;“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王國”;認為他們不熟悉工農兵和干部, 并且具體例舉與批評了延安文藝界存在的小資產階級創作傾向代表的“人性論”、“人類之愛”、“暴露黑暗”、“還是雜文時代, 還要魯迅筆法”等各種糊涂的文藝觀念。毛澤東緊接著在中央學習組會上的報告里又說:整頓三風的“目的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加以破除, 轉變為無產階級思想”;“我們的總方針是爭取文學家、藝術家中的大多數人和工農結合, 使得他們看中低級的東西, 看中普通的文藝工作者”。從《講話》開始, 毛澤東就將“小資產階級”問題與“知識分子”問題同構起來看待, 把小資產階級的特性等同為知識分子的特性后, 意味著知識分子作為小資產階級沒有自己獨立的階級意識, 他們只能或者趨向于資產階級, 或者趨同于無產階級, 階級立場的“不穩定”導致他們“軟弱”、“幼稚”和“搖擺”, 必然使得他們成為批評的“靶子”與文學斗爭的對象;他們的文學作品和理論文章, 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扶正”與“糾偏”的對象。

  在批判王實味的一系列文章中, 頻繁出現變成了貶義的“小資產階級”這個關鍵詞。接著在《解放日報》上, 相繼發表了作家們談論自己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和進行自我思想改造的文章, 同時對“小資產階級”作家何其芳的創作進行了批評。從1942年6月至1946年8月, 解放區文學批評中出現一個突出現象:“小資產階級”變成了評判作品的重要權衡標準和褒貶尺度, “凡是涉及寫知識分子題材的作品 (以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 、凡是較多地渲染表現了情感富有抒情性的作品, 都可能與‘小資’有關。丁玲的《在醫院中時》、何其芳描寫自我心理感情的一些詩歌, 還有《麗萍的煩惱》、《意識以外》、《春夜》等作品, 都以‘小資’為主要理由, 受到了批評”。

  毛澤東的《講話》中, 出現“作家”七次、“文藝家”十五次, “文藝工作者”、“文學藝術工作者”23次。文藝界整風后的1943年3月10日, 在共產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上, 中宣部長凱豐作《關于文藝工作者下鄉的問題》報告, 其中出現“作家”2次, “文藝工作者”、“文藝工作同志”33次;中組部長陳云作《關于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報告, 其中出現“文藝家”2次, “作家”4次, “文藝工作者”、“文藝工作的同志”13次。由上述三篇重要歷史文獻的簡單統計, 可以看出“作家”、“文藝家”已經被“文藝工作者”所替代。

  (二) “政治立場”、“政治態度”

  解放區作家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直接反映作家對黨的忠誠程度, 因此毛澤東在對魯迅藝術學院師生的演講中, 開誠布公地表明了共產黨人對文學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對我們來說, 藝術上的政治獨立性仍是必要的, 藝術上的政治立場是不能放棄的”。毛澤東還在《講話》中進一步闡明:“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 共產黨員還要站在黨的立場, 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雖然“在抗戰團結的大原則下, 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 對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作家的“政治立場”問題就是“為誰服務”的問題, “政治態度”就是對敵人要“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 并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對朋友“是有聯合, 有批評”;“對人民群眾”, “人民的軍隊, 人民的政黨, 我們當然應該贊揚”, 對人民的缺點“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 (8) 。

  解放區的文學工作者和文學批評家積極響應毛澤東對文學“政治立場”與“政治態度”的要求。丁玲認識:“我們的文藝事業只是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 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家, “只有無產階級的立場, 黨的立場, 中央的立場”。周揚提出:解放區的藝術反映政治, “具體就是反映各種政策在人民大眾中實行的過程與結果”。陳其五強調:如果部隊的文藝工作者能夠以“老老實實的態度去為工農兵服務, 走工農兵方向”, 那么部隊中的文藝運動就“一定會走上飛躍發展的新階段”, 而且文藝工作者們“也會在這個偉大的群眾性的文藝運動中, 把自己加以徹頭徹尾的改造”。

  正因為解放區領導階層和各界人士都十分看重作家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 所以在解放區文學批評文章中, 論及作家“政治立場”、“政治態度”的文章俯拾皆是:丁玲的《關于立場問題我見》、周揚的《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與《關于政策與藝術》、黃藥眠的《論文藝創作上的主觀和客觀》、默涵的《關于人民文藝的幾個問題》等等。

  (三) “大眾”、“人民大眾”、“工農兵大眾”、“大眾化”

  從1930年代左翼“大眾化”問題討論到1940年代的解放區文學時期, “大眾”、“大眾化”一直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文學批評關鍵詞。左翼作家在“大眾化”問題討論之中, 大多賦予“大眾”的無產階級指向;革命作家的主體意識從同情“大眾”轉變為崇拜“人民大眾”, 文學語言要求通俗化, 文學形式追求利用舊形式?箲鹑姹l之后, 中國共產黨承擔了抗戰的重要任務, 而“工農兵大眾”是抗戰的主體和主要力量。知識分子作家要支援抗戰、服務抗戰, 就應當通過宣傳、鼓動大眾, 調動全國人民共同參加抗戰來實現。因此文學“大眾化”的實現途徑, 引向了“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 要求文學語言的通俗化與地方化, 文學形式的民族化與民間化。“大眾化”就是倡導文學創作面向大眾、反映大眾的生產、生活和斗爭, 以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將作品呈現出來。

  1939年12月1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 既嚴肅提出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重要性, 又強調“應該好好的教育”知識分子, “使他們革命化和群眾化”。當時也有作家發表文學批評文章, 論及文學“大眾化”, 然而他們所談論的“大眾化”, 并不是把自己化成“大眾”。在毛澤東的《講話》中, “人民大眾”、“工農兵大眾”出現了31次, “群眾”、“人民群眾”、“革命群眾”、“工農兵群眾”出現了94次之多。毛澤東對“人民大眾”與“大眾化”作了界定:“人民大眾”就是“最廣大的人民, 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 是工人、農民、兵士與小資產階級”, “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大眾化”“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毛澤東提倡“大眾化”的根本目的是:強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通過深入到解放區的“工農兵大眾”的社會實踐中去, 進行自身世界觀、思想感情的轉化和改造, 從而能夠深入體會“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 實現為革命實際工作服務的目的。

  在權威領袖與意識形態的積極推動下, “工農兵大眾”與“大眾化”的思想觀念迅速占領了解放區的整個文壇, 發展成為解放區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主潮。文學工作者們不僅“被派到實際工作去, 住到群眾中間去, 脫胎換骨, ‘成為群眾一分子’”, 而且創作出一批表現“工農兵大眾”的“大眾化”文學作品, 同時以“工農兵大眾”、“大眾化”為關鍵詞的文學批評文章不斷地見諸解放區各類報刊。

  (四) “改造”、“結合”、“服務”

  文學創作要服務于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政治需要, 文學工作者要與工農兵大眾緊密結合, 廣大知識分子要虛心接受全面改造, 成為解放區文學生態的基本命題。當文學要“為政治服務, 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確立后, “改造”、“結合”、“服務”就成為了規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學創作的重要關鍵詞。在延安解放區, 文學工作者們的“改造”、“結合”、“服務”過程, 是與延安整風和表現“工農兵大眾”的“大眾化”文學運動相伴相隨的。

  1942年2月1日, 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時先說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 然后突然話鋒一轉說:“許多所謂知識分子, 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 因為“他們一不會耕田, 二不會做工, 三不會打仗, 四不會辦事”, “對于這種人”, “說句不客氣的話, 實在比屎還沒有用”。雖然這段話當初主要是針對王明等教條主義者的, 但是也流露出毛澤東認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家“改造”必要性的真實心態。延安文藝界充滿著各種自由主義的聲音, 促使毛澤東下定決心解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問題。在他開創的整風語境中, “改造”實際上與“結合”、“革命化”、“無產階級化”、“革命知識分子”等詞匯, 屬于可以相互指代的符號。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 他將“結合”具體化為“以工農的思想為思想, 以工農的習慣為習慣”, “要和工農兵做朋友, 像親兄弟姐妹一樣”, 要破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 “轉變為無產階級思想”。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總覺得自己如果與工農兵相“結合”, 就會異化到與工農兵一致而失去了自我, 然而拒絕與工農兵相“結合”, 則無疑等于承認自己是“反革命”。雖然“改造”、“結合”、“服務”是脫胎換骨般的痛苦蛻變, 但是經過文藝界整風, 眾多的文學工作者都按照要求, 完成了從思想觀念到創作實踐的根本轉型, 放棄了自己原先的創作風格, 積極投入到為工農兵“服務”的“大眾化”、“工農兵文學”創作實踐當中。丁玲創作一批謳歌解放區工農兵和解放區生活的報告文學, 寫出許多揭露敵人罪惡的雜文和悼念革命烈士的散文, 在個人審美意識與時代政治需求發生沖突的時候, 她虔誠地“服務”時代政治的需要。何其芳開始創作一系列暴露、嘲諷國統區的政治腐敗與社會問題的雜文, 真誠謳歌延安新生活與革命將領的報告文學, 放棄了先前創作所追求的審美精致與意境營造。艾青、羅烽、舒群、周立波等人, 都努力把創作的對象轉移到解放區英勇抗戰的“工農兵”身上。趙樹理作為解放區土生土長的作家, “結合”和“服務”落實得順理成章、自然徹底。他追求“老百姓喜歡看, 政治上起作用”的寫作目標, 針對群眾愛聽連貫的故事, 在小說中增強故事性, 選材內容都源于鄉村老百姓的生活, 使用提煉過的鄉間農民話語作為敘述語言, 在言說方式上側重于可“聽”性, 做到最大限度地“服務”“工農兵”。周揚揭示中央局關于“開展文藝創作”、“鄉村文藝運動”和“部隊文藝工作”三個決定的總精神就是要求:“文藝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 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更好地結合, 進一步貫徹毛主席的文藝方針”。

  (五) “工農兵”、“工農兵形象”、“工農兵文學”、“工農兵方向”、“《窮人樂》方向”、“趙樹理方向”

  毛澤東在《講話》中旗幟鮮明地宣布:“我們的文藝, 第一是為著工農兵”, “為工農兵服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原則的問題”, “根本方向問題”。“工農兵”、“工農兵形象”成為延安文藝整風之后解放區文學創作的努力方向, 產生了“工農兵文學”和“工農兵方向”。“工農兵形象”成為文學表現的新主人, 廣大文學工作者大力展示“工農兵”的革命斗爭和翻身解放為中心的生活, 反映與表達“工農兵”的心聲和訴求, 采取“工農兵”喜聞樂見的民族與民間藝術形式, 語言運用北方農民的通俗口語。

  與“工農兵方向”一樣, “《窮人樂》方向”、“趙樹理方向”代表著解放區文藝創作的整體方向。1944年秋, 阜平縣高街村劇團在八路軍抗敵劇社專業文藝工作者的指導下, 經過反復修改、創作演出了反映高街村農民翻身過程的綜合性戲劇《窮人樂》。它演遍了晉察冀解放區, 所到之處深受群眾喜愛、引起強烈共鳴。1945年2月, 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頒布《決定》指出:《窮人樂》的創作演出“是我們執行毛主席所指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新成就”, “實為我們發展群眾文藝運動的新方向和新方法”。1947年7月至8月, 晉冀魯豫邊區文聯召開文藝座談會, 經過熱烈討論、一致認為:“趙樹理的創作精神及其成果, 實應為邊區文藝工作者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具體方向”。陳荒煤根據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成文發表, 提出“應該把趙樹理同志的方向提出來, 作為我們的旗幟”, “大家向趙樹理的方向大踏步前進吧!”《窮人樂》與趙樹理創作所代表的文藝方向, 成了解放區文學工作與鄉村群眾文藝運動的旗幟和方向。

  在當時發表的評論描寫“工農兵”作品的文學批評文章中, “工農兵”、“工農兵形象”、“工農兵文學”、“工農兵方向”、“《窮人樂》方向”、“趙樹理方向”成為文學批評話語中使用得最多的關鍵詞。社論《沿著〈窮人樂〉的方向發展群眾文藝運動》在四千三百多字里, “《窮人樂》的方向”、“《窮人樂》的道路”就出現了5次。陳其五的《開展部隊文藝運動中的幾個問題》在七千一百多字的篇幅中, “工農兵”一詞就出現了80次。周揚的《談文藝問題》雖然是談論整個晉察冀解放區的文藝問題, 但是也5次談到“《窮人樂》方向”, “工農兵”出現了19次。由此可見, 這些文學批評關鍵詞, 占據著延安文藝整風后解放區文壇的重要位置, 在引領解放區文學朝著“工農兵方向”闊步前進的征途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歷史作用。

  (六) “真實”、“正面英雄人物”

  “真實”一般而言就是客觀地反映現實、描寫生活, 解放區的現實生活就是英雄輩出的生活:“一個雇農, 如何成為了一個英雄的游擊隊長;一個小腳女人, 如何由不出房門變成一個鄉長, 一個婦聯會主任;一個二十歲的姑蘇小姐, 現在在晉西北帶領一團人的大隊, 使日本皇軍的軍官們感到頭疼”。因此解放區的文學工作者, 應該用文學作品全面、真實地反映戰爭年代的戰爭與翻身生活、正面英雄人物。

  事實證明, 這樣做是非常成功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 《兄妹開荒》等“新式的秧歌出場了”, “《血淚仇》和《保衛和平》等秦腔戲”, “新式的歌劇《白毛女》出現了”;小說“《李有才板話》、《呂梁英雄傳》、《抗日英雄洋鐵桶》、《李勇大擺地雷陣》等, 獲得廣大的讀者”;新詩則有《王貴與李香香》等。一時間寫真人真事、表現正面英雄人物, 成為解放區文學寫作的潮流和風尚。

  對于解放區真實地表現正面英雄人物的文學作品, 文學批評工作者不惜筆墨地大加贊賞:周揚總結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以后, 文藝創作上出現寫真人真事的新現象, “是文藝工作者走向工農兵, 工農兵走向文藝的良好捷徑, 群眾創作相當大一部分是寫真人真事的”。此外, 王平的《諷刺與歌頌》、默涵的《關于人民文藝的幾個問題》、陳其五的《開展部隊文藝運動中的幾個問題》、郭欽安的《看沁源綠茵劇團出演〈挖窮根〉〈李來成家庭〉劇后感》等文章, 也都論及“真實”或“英雄人物”。

  二、解放區文學批評關鍵概念的時代表征

  南帆深刻地指出:“每一個時代都會產生一些關鍵的概念, 它們隱含了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信息, 或者成為復雜的歷史脈絡的聚合之處。提到這個關鍵性的概念如同提綱挈領地掌握這個時代。因此, 闡釋這些概念也就是從某一個方面闡釋一個時代”。上文分析闡釋解放區文學批評關鍵概念語義的不斷演變與發展, 既構成了解放區文學批評的重要現象, 也記錄和勾勒出解放區文學和文學批評復雜變遷的時代表征。將這些關鍵概念置于解放區特定而復雜的政治、文化語境加以審視考察, 可以發現它們具有如下五大時代特征。

  (一) 鮮明的政治導向

  關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 艾青曾經有過論述, 他既認同文藝服從政治是現實戰爭的客觀需要, 又顧及文藝自身發展的基本規律, 反對將文藝蛻變為政治的附庸物和留聲機。然而在戰爭語境中, 這種客觀理性符合規律的聲音是另類微弱、不合時宜的。毛澤東的《講話》發表, 不僅使“文藝為政治服務”合法化, 而且為“工農兵文學”定下了創作目標和方向。在“文藝從屬于政治”政策指導下的解放區文學批評, 毫無疑問地帶著鮮明的政治導向。正是這種鮮明的政治性, 使得解放區文學批評的一系列關鍵詞, 烙上了特定的戰爭環境和現實需要而表現出鮮明的政治性。

  (二) 強大的權威支撐

  解放區文學得到共產黨領導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極大重視, 當時的延安不僅大量吸納全國的知識分子和作家, 成立了30多個文藝團體, 而且給予了作家崇高的禮遇, 中共中央宣傳部和西北局宣傳部分別指導設立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邊區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等文化機構, 制定文化政策、管理解放區文學, 主導解放區文學的發展方向, 凸顯解放區文學批評包含著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在主流意識形態權威的鼓勵下, 緊密聯系工農兵群眾的反映戰爭和翻身生活的各種文學作品不斷涌現, 便于戰時宣傳需要、工農兵喜聞樂見的各類文學表達形式被開發出來并廣泛傳播、產生重大影響。權威支持的力量不僅使得上述文學創作如火如荼, 而且使得文學批評對這類文學創作給予了肯定。

  (三) 突出的功利主義

  解放區時期戰時語境下“救亡”和“翻身”主題, 帶來的是“服務政治、服務抗戰”的功利性、宣傳性, 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文學批評的日益高漲, 形成了解放區文學批評的一種獨特歷史景觀。解放區文學和文學批評, 始終都被戰時革命功利主義主導著。延安文藝整風之后, 突出的革命功利性也就日益成為解放區文學批評關鍵概念無可爭辯的時代表征。

  (四) 可贊的歷史作用

  以解放區文學批評關鍵概念為載體的文學批評, 引領與主導了解放區的文學創作方向。解放區文學創作在日寇肆虐、戰火紛飛的戰爭年代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在宣傳共產黨的戰時政策、統一解放區的思想意識, 集中一切力量為戰爭服務等方面起到了可贊可頌的歷史作用, “工農兵文學”對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都做出了重要的藝術貢獻。解放區文學批評關鍵概念的引領扶正, 促成解放區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產生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五) 難抹的深遠影響

  解放區文學批評的關鍵概念憑借著強大的創作導向作用, 不僅在解放區時期發揮著創作指揮棒的作用, 而且對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十年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深遠影響。在解放區文學創作示范、批評關鍵概念牽引影響下的“十七年”和“文革”時期的文學創作, 絕大部分臣服于文學為政策服務, 洋溢著政治宣傳的亢奮情緒;在具體政策主導文學的同時, 文學批評也演變成充滿政治斗爭和階級較量、火藥味濃烈的階級斗爭工具。

  從上文對解放區文學批評關鍵概念的歷史演變與時代表征考察闡釋, 可以看出解放區文學批評在轉變與推動解放區文學與文學批評的發展, 促進解放區“工農兵文學”的繁榮, 使文學更好地為政治服務, 統一解放區思想, 集中一切力量贏得戰爭勝利等方面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歷史意義和珍貴價值, 是一份值得認真研究和應當珍惜的寶貴文學批評遺產。對當前的文學批評也具有借鑒啟示意義:文學批評既要重視文學向人民大眾的普及, 又要強調文學對歷史精品的創造, 既要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與創作爭奇斗艷的優秀作品, 又要擺脫簡單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與為人的自然本能服務的不良狀態;以作家、批評家個體人格的獨立來反映時代精神的靈魂, 呈現文學的美學風貌與文化風采, 引領廣大人民欣賞和創造文學的思想美和藝術美。

  注釋

  (1) (1) 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在他的歷史語義學重要著作《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中, 對很多詞匯概念展開歷史溯源, 開啟了概念史的文化與社會學詞匯研究。他將自己研究的“歷史語義學”的特征概括為:“不僅強調詞義的歷史源頭及演變, 而且強調歷史的‘現在’風貌---現在的意義、暗示與關系”;“必須承認過去與現在的‘共聯關系’ (community) , 但也須承認community”“并不是惟一用來說明過去與現在關系的詞匯;同時也須承認的確有變異、斷裂與沖突之現象”, “可以見到詞義的延續、斷裂, 及價值、信仰方面的激烈沖突等過程”。[英]雷蒙·威廉斯:《導言》//[英]雷蒙·威廉斯著:《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 劉建基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5年, 第17頁。
  (1) (1) 洛甫:《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后任務---1940年1月5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大綱》, 《解放》第103期, 1940年4月10日。
  (2) (2) 歐陽山:《抗戰以來的中國小說》, 《中國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 1941年8月20日。
  (3) (3) 林昭:《關于對中國小資產階級作家的估計 (就商于歐陽山同志) 》, 《解放日報》1942年1月27日。
  (4) (4)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9日。
  (5) (5) 毛澤東:《文藝工作者要同工農兵相結合 (1942年5月28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426頁。
  (1) (1) 具體參見金燦然:《讀實味同志的〈政治家, 藝術家〉后》, 《解放日報》1942年5月26日;范文瀾:《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 《解放日報》1942年6月9日;陳道:《“藝術家”的〈野百合花〉》, 《解放日報》1942年6月9日;丁玲:《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與王實味思想作斗爭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解放日報》1942年6月16日;張如心:《徹底粉碎王實味的托派理論及其反黨活動---在中央研究院斗爭會上的發言》, 《解放日報》1942年6月17日;羅邁:《論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論戰---從動員大會到座談會》, 《解放日報》1942年6月28日;范文瀾:《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談會上的發言》, 《解放日報》1942年6月29日。
  (2) (2) 丁玲的《關于立場問題我見》、何其芳的《改造自己, 改造藝術》、周揚的《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魯藝學風總結報告之理論部分:對魯藝教育的一個檢討與自我批評》、立波的《思想, 生活和形式》和《后悔與前瞻》、舒群的《必須改造自己》、陳學昭的《一個個人主義者怎樣認識了共產黨》、劉白羽的《讀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筆記》等。
  (3) (3) 金燦然:《間隔---何詩與吳評》, 《解放日報》1942年7月2日;賈芝:《略談何其芳同志的六首詩---由吳時韻同志的批評談起》, 《解放日報》1942年7月18日。
  (4) (4) 吳敏:《延安文人研究》, 香港:香港文匯出版社, 2010年, 第127頁。
  (5) (5) 凱豐:《關于文藝工作者下鄉的問題 (在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上的講話, 1943年3月10日) 》, 《解放日報》1943年3月28日。
  (6) (6) 陳云:《關于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 《解放日報》1943年3月29日。
  (7) (7) 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 (1938年4月28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21頁。
  (8) (8)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9日。
  (1) (1) 丁玲:《關于立場問題我見》, 《谷雨》第1卷第5期, 1942年6月15日。
  (2) (2) 周揚:《關于政策與藝術》, 《解放日報》1945年6月2日。
  (3) (3) 陳其五:《開展部隊文藝運動中的幾個問題》, 《江淮文化》創刊號, 1946年7月。
  (4) (4) 周揚:《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 《解放日報》1942年7月28日。
  (5) (5) 黃藥眠:《論文藝創作上的主觀和客觀》, 《文藝生活》1946年第9號, 1946年11月。
  (6) (6) 默涵:《關于人民文藝的幾個問題》, 《群眾周刊》 (香港) 第19期, 1947年6月5日。
  (7) (7) 1930年3月、1931年11月到1932年月上半年、1934年, “左聯”內部發生了三次規模較大的“大眾化”問題討論。
  (8) (8) 《中央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 《共產黨人》第3期, 1939年12月25日。
  (9) (9) 丁玲:《作家與大眾》, 《大眾文藝》第1卷第2期, 1940年5月15日;默涵:《做一個“適當其時”的作家》, 《大眾文藝》第1卷第3期, 1940年6月15日;梅行:《論部隊的文藝工作》, 《大眾文藝》第1卷第4期, 1940年7月15日等。
  (10) (10)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9日。
  (1) (1) 立波:《后悔與前瞻》, 《解放日報》1943年4月3日。
  (2) (2) 小說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 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等, 長詩有艾青的《吳滿有》, 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 阮章競的《漳河水》等, 報告文學有丁玲的《田保霖》, 歐陽山的《活在新社會里》等, 新秧歌劇有王大化、李波、路由編劇的《兄妹開荒》, 馬可編劇的《夫妻識字》, 新歌劇有賀敬之、丁毅執筆的《白毛女》, 阮章競編劇的《赤葉河》等。
  (3) (3) 嚴辰:《關于詩歌大眾化》, 《解放日報》1942年11月1日;蕭三:《可喜的轉變》, 《解放日報》1943年4月11日;徐懋庸:《寫作者要請工農兵作顧問》, 《華北文化》革新版第3卷第3期, 1944年1月10日;錢毅:《鹽阜區的墻頭詩運動》, 《江淮文化》創刊號, 1946年7月;林默涵:《略論文藝大眾化》, 《大眾文藝叢刊》第2輯, 1948年5月1日等。
  (4) (4) 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二月一日在黨校開學典禮的演說) 》, 《解放日報》1942年4月27日。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目改為《整頓黨的作風》, 這段話被刪去了。
  (5) (5) 毛澤東:《文藝工作者要同工農兵相結合 (1942年5月28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430、428、426頁。
  (1) (1) (9) 周揚:《談文藝問題---在邊區文藝座談會上的發言》, 《晉察冀日報》1947年4月26日。
  (2) (2)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9日。
  (3) (3) 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關于阜平高街村劇團創作的〈窮人樂〉的決定》, 《晉察冀日報》1945年2月25日。
  (4) (4) 董大中:《趙樹理年譜》, 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 1994年, 第295頁。
  (5) (5) 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 《人民日報》1947年8月10日。
  (6) (6) 郭沫若:《走向人民文藝》, 《文藝生活》1946年第7期, 1946年6月8日;馮牧:《人民文藝的杰出成果---推薦〈李有才板話〉》, 《解放日報》1946年6月23日;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 《解放日報》1946年8月26日;賀敬之:《〈白毛女〉的創作與演出》, 《白毛女》, 張家口新華書店1946年;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 《人民日報》1947年8月10日;周而復:《〈王貴與李香香〉后記》, 《王貴與李香香》香港海洋書屋1947年;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 《人民文學》創刊號, 1949年10月等。
  (7) (7) 社論:《沿著〈窮人樂〉的方向發展群眾文藝運動》, 《晉察冀日報》1945年2月25日。
  (8) (8) 陳其五:《開展部隊文藝運動中的幾個問題》, 《江淮文化》創刊號, 1946年7月。
  (1) (1) 丁玲:《真》, 《大眾文藝》第1卷第1期, 1940年4月15日。
  (2) (2) 陸定一:《讀了一首詩》, 《解放日報》1946年9月22日。
  (3) (3) 周揚:《談文藝問題---在邊區文藝座談會上的發言》, 《晉察冀日報》1947年4月26日。
  (4) (4) 王平:《諷刺與歌頌》, 《中原·文藝雜志·希望·文哨聯合特刊》1946年第2期, 1946年1月20日。
  (5) (5) 郭欽安:《看沁源綠茵劇團出演〈挖窮根〉〈李來成家庭〉劇后感》, 《太岳文化》1946年第4、5期合刊。
  (6) (6) 南帆:《前言》//南帆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批評99個詞》,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2003年, 第1-2頁。
  (7) (7) 艾青:《我對于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 《解放日報》194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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