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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學中英雄敘事的興起和演變與模范文化的關系

時間:2018-04-09 14:50作者:羽沫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延安文學中英雄敘事的興起和演變與模范文化的關系的文章,延安文學中英雄敘事的興起和演變與模范文化有著重要的聯系。

        論文題目:延安文學中英雄敘事的興起和演變與模范文化的關系

  摘要:長期以來, 人們常從戰爭語境、文藝政策等因素去探尋延安文學中英雄敘事的興起, 而忽略了模范文化對其的影響。其實, 從模范文化出發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延安文學英雄敘事的興起與演變。模范文化是對共產黨組織群眾運動時, 創造并樹立模范行為的文化概括!吨v話》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 使文學“滑入”到群眾運動之中, 從而促使了文學與模范文化的結合。二者的結合不僅引起了勞動英雄敘事的興盛, 也為新英雄傳奇敘事模式的發展打開了局面。

  關鍵詞:模范文化; 英雄敘事; 延安文學;

  主題敘事作為延安文學中極具特色且十分重要的主題敘事, 其形成原因歷來都是研究者們關注的焦點。長久以來, 研究者們多從民族戰爭的影響、文學工農兵方向的規約、外國文學的“誘導”等因素進行研究, 忽略了對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運動運作機制的考察, 而這恰恰是解讀延安文學中英雄敘事的關鍵節點。樹模范、立典型是共產黨發動群眾運動中的重要環節, 在黨內有著悠久的歷史, 其濫觴至少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江西蘇區。而“自‘文藝座談會’以后, 藝術創作活動上一個顯著特點是它與當前各種革命政策的開始結合”。文藝與政策的并軌, 使文藝受政策的影響顯著增強。這影響不僅包含具體的政策內容的限制, 更囊括了政策的具體運作方式———群眾運動。模范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漸漸顯露。如果說衍生于群眾運動之上的“突擊文化”是延安文學生成語境的一種文化概括, 那么模范文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組成部分。因此, 從模范文化的角度切入延安文學的英雄敘事, 不僅為我們梳理延安文學中英雄敘事的演變軌跡提供了可能, 而且對我們認知延安文學的生成語境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模范文化:延安文學的一種生成語境

  就研究現狀而言, 不少研究者在闡釋延安文學中英雄敘事的生成語境時, 常常將民族戰爭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以下簡稱《講話》) 等因素作為主要的依據, 而這樣的解釋似乎也在官方的評論以及作者們的自述中得到了印證。例如, 艾青贊美勞動英雄的長詩《吳滿有》, 就被《解放日報》稱為“本身是朝著文藝的新方向發展的東西”。丁玲的報告文學《田保霖———靖邊縣新城區五鄉民辦合作社主任》, 被毛澤東稱譽為“寫工農兵的開始”, 是作者“走上新的文學道路”的體現?滤{在回憶自己創作《洋鐵桶的故事》時, 也曾表示“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正是我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山的講話》發表之后, 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培養下, 初入陜北農村, 學習寫作通俗文學作品的時候”!秴瘟河⑿蹅鳌返淖髡唏R烽、西戎同樣有類似的闡述, 自稱他們的小說創作是“學習了毛主席剛剛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后的創作實踐”。然而, 值得我們思考和追問的是, 難道《講話》中規定的文藝的工農兵方向以及對工農兵的歌頌, 就等于文學創作中工農兵形象的英雄化嗎?延安文學中的工農兵以英雄、模范形象出現的必然性到底在哪里?如果僅是民族戰爭的影響, 延安英雄敘事為何要等到1943年才突然大規模地涌現, 使得延安一夜之間仿佛來到了“英雄的時代”?

  事實上, 樹模范、造英雄并非延安文學的“專利”, 也并非始于文學, 而是共產黨工作中的一項“傳統”。早在江西蘇區, 這樣的事實就大量存在。據不完全統計, 1933年《紅色中華》上登載的模范人物與事跡就有:《光榮的例子一個又一個》 (1933.3.18) 、《春耕中的模范隊》 (1933.3.30) 、《可敬佩的模范戰士》《經濟動員的模范》《春耕運動的模范》 (1933.4.11) 、《石城模范營又打勝仗》《借谷模范》《經濟動員中的模范》 (1933.5.8) 、《紅軍家屬的模范》《黃柏區有不少模范》 (1933.5.14) 、《模范醫生節省熱忱》《真所謂模范連》 (1933.5.17) 、《退回谷票的模范》 (1933.5.20) 、《消滅荒田的模范鄉》 (1933.6.11) 、《萬泰也是一個好模范》《擴大工人師的女模范》 (1933.7.11) 、《慰勞紅軍的模范領導者》 (1933.9.15) 、《一個模范的消費合作社》《模范縣的模范戰士》 (1933.11.14) 、《無產階級的英勇模范》 (1933.12.2) , 等等。而1934年3月24日登載的《生產戰線上的女英雄》, 也可以看做是早期勞動英雄報道的雛形。從橫向上看, 共產黨樹立模范的范圍幾乎涵蓋了生活、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從縱向上看, 共產黨對于模范人物、事跡的報道是貫穿始終的, 在其機關報《紅色中華》《新中華報》《解放日報》上, 類似的報道在數量上雖有波動, 卻始終如一、從未中斷。

  那么, 共產黨為何如此醉心于模范的樹立和報道?其實, 這與共產黨的活動方式———群眾運動有密切聯系。群眾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開展各項社會工作的主要形式, 也是其群眾路線的日常體現。在江西蘇區、延安以及其他抗日根據地, 都舉行過各種各樣的群眾運動, 如“擴紅運動”“征集糧食運動”“春耕運動”“秋收運動”“衛生突擊運動”“冬學運動”“擁政愛民運動”“掃盲運動”“大生產運動”“新英雄主義運動”“整風運動”等, 不一而足, 囊括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方面面?梢哉f, 幾乎所有需要廣大群眾參加的事件, 都是以運動的形式進行的。各種群眾運動通常都帶有突擊性質, 即為了在短時間內完成某種任務而展開。這與革命根據地社會日常生活軍事化、民眾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焦慮心態以及潛在突圍心理等因素密切相連。因而, 這種群眾運動被學者們形象地稱之為“突擊運動”, 而以群眾運動為基礎的文化則被稱之為“突擊文化”。然而, 要使以“突擊”為特征的群眾運動真正發揮其“突擊”的作用, 短時間內完成分配的各種任務, 關鍵就在于調動群眾的積極性, 提高群眾的工作效率。對此, 共產黨有一套成熟的運作體系。

  一般而言, 一個完整的群眾運動包括:政治動員、革命競賽、樹立模范、經驗推廣幾個部分。政治動員是群眾運動的第一步, 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讓群眾明白某次運動的目的和內容, 初步調動大家的工作熱忱。如《紅色中華》上發布的社論《為迅速展開收集糧食的突擊運動而斗爭》, 就是一則典型的群眾運動政治動員文章。社論首先強調了政治動員的重要性, “在突擊運動中, 發動廣大群眾, 進行深入的政治上的宣傳鼓動工作, 是最重要的動員方法”;接著指出了此次突擊運動的原因與目的, “開展收集糧食的突擊運動, 為解決糧食而斗爭, 是保證紅軍給養, 改善群眾生活, 爭取徹底粉碎五次‘圍剿’的勝利的主要保證。”在結尾處, 文章繼而發出呼吁:“我們要以極大的力量, 迅速完成收集糧食突擊運動, 為保證紅軍給養, 切實執行二蘇大會與黨中央的共榮戰斗任務而斗爭”。通過政治動員中的詳盡解釋, 群眾對即將開展的群眾運動有了初步的了解, 為后續的具體工作奠定了心理基礎。

  政治動員結束后就是革命競賽。所謂革命競賽, 指的是為了提高效率, 群眾之間相互比賽, 以求快速地完成工作任務。然而, 競賽卻并非只是為了營造一種相互追趕的緊張氛圍, 提高群眾的工作效率, 另一個重要目的在于樹立模范。譬如在《發揚革命競賽》中, 組織者就反復強調:“我們應該在競賽過程中創造模范”;“各區要發動創造模范鄉工會的競賽運動, 各鄉要為創造模范工會小組而斗爭”。模范之所以要在競賽中確立, 是因為模范的作用是為群眾提供學習的榜樣, 只有在競賽中樹立的模范, 才具有公信力, 才能激發群眾向其學習的熱情, 而“有些工會……事先就指定了誰是模范工會小組模范鄉工會, 這根本不合于競賽運動的要求”。為此, 革命競賽通常都要制定詳盡的競賽公約。在邊區機器廠、印刷廠、延安工人合作社的革命競賽中就規定:“第一, 條件不要太多, 口號不要提得太高, 條件太多了口號太高了, 事實上很難辦到。最好是在一定期限內 (一個月最好) , 規定幾個具體條件進行競賽。第二, 條件要由參加競賽者提出來, 至少也要經過大家討論和決定。”競賽條件制定的民主性, 競賽條件、口號的可實現性, 競賽時間的明確性, 固然有著保證競賽順利進行的考慮, 但其中所流露出的公平性意味同樣不可忽視。

  最后是經驗推廣, 而經驗推廣的重任往往也由模范人物或者組織來承擔。他 (它) 們需要將自己成功的經驗分享出來, 供群眾借鑒, 最終推動整個集體進步。如在《為迅速開展收集糧食的突擊運動而斗爭》中, 就曾指出“首先集中力量于幾個縣區, 然后再將這些縣區的經驗, 去指示和推動其他縣區。”又如, 當馬丕恩、馬杏兒成為勞動英雄之后, 官方首先就“希望各縣府將馬丕恩、馬杏兒父女生產事跡普遍宣傳以資效法, 并應特別號召婦女學習馬杏兒之模范”。完成以上四步, 一次群眾運動的流程就基本結束, 但這并不意味著群眾運動的終結。一個群眾運動往往會將上述流程重復幾次, 直到完成“突擊”任務。在小說《紡車的力量》中, 主人公沈平就曾多次參加紡線競賽, 而他參加的所有競賽其實都服務于同一個群眾運動———“大生產運動”。

  模范是群眾運動運轉的軸心, 沒有他們革命競賽將失去大部分意義, 經驗推廣也將難以進行。然而, 模范的作用并不僅限于此, 當再一次重復群眾運動的運作流程時, 模范的潛能才真正得以全部展現。因為在新一輪的群眾運動流程中, 模范人物或事件的作用將突破經驗推廣的限制, 而更多地負載政治動員的功能。以《開展吳滿有運動》的政治動員為例, 文章中吳滿有生活的今昔對比, 無疑是引人注意的:“吳滿有過去曾經是個難民, 他到延安來的時候, 賣過女兒, 幫人受苦, 啃樹皮, 吃糠秕。到了今天, 他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 并成為人人所敬愛的勞動英雄”。”顯然, 文章所要強調的不再是吳滿有的勞動技巧與耕種經驗, 而在于他的致富成果。吳滿有生活狀況與政治地位的轉變, 正好說明了開展吳滿有運動的必要性與正確性, 這當然也是提高群眾學習熱情的極好材料。所以, 在整個大生產運動中, “《解放日報》突出、集中、持續報道吳滿有達15個月之久。”

  模范對于群眾運動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 “有了勞動英雄, 才有生產競賽, 才有模范者的影響;有了勞動英雄的鼓勵, 才能給群眾以刺激”?梢哉f, 模范人物/組織效用的好壞,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群眾運動的成功與否。所以, 我們才會看到共產黨在選擇模范時小心翼翼的態度。“自從春耕運動開始以來, 我們就在農村中訪問這樣一個對象, 好介紹出來, 讓大家學習, 向他看齊, 一兩個月以來, 我們走過了不少農村, 各個主要城市的縣上、區上、鄉上, 我們也都調查過, 好的例子很多, 可總難找到一個, 能叫每一個人心里都折服的勞動英雄。”莫艾對“英雄難覓”的感慨, 很大程度上凸顯的正是模范的重要性。

  文化是指“ (一切) 在歷史的進展中為生活而創造出的設計 (design) , 包括外顯的和內顯的;理性的 (rational) 、外理性的 (irrational) 和無理性的 (nonrational) , 在任何特定的時間內, 這些設計都作為人類行為的潛在指南而存在。”如果說生發于以“突擊”為特征的群眾運動之上的文化可以概括為“突擊文化”, 那么以模范人物/組織為基礎的文化則可以稱之為“模范文化”。因為, 模范行為與群眾運動相生相伴, 并在群眾運作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它和群眾運動一樣, 也影響到了邊區群眾和邊區作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他們生命體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于在他們心里漸漸萌生了一種模范意識, 他們不僅希望邊區在軍事、政治上成為全國的模范, 文化上也希望能成為全國抗戰的模范。所以, 對于延安文學而言, 模范文化也就不僅是對群眾運動特征的學理性概括, 也是延安文學生成的歷史語境。

  二、模范文化與文學的并軌

  模范文化雖然在1942年前的各革命根據地的日常生活中就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但它畢竟屬于群眾運動的一部分, 對文學的影響有限。事實上, 群眾運動中的模范文化與文學創作中的英雄書寫并不同步, 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的延安, 文學中的英雄書寫并不被特別提倡。原因大致有兩方面。其一, 這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延安的作家幾乎都是在“五四”新文化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 而“五四運動所提倡的第一是德漠克拉西, 第二是科學精神, 這兩種思想潮流……在中國卻成了個人自由無限伸張的工具。對于一切的傳統都重打倒, 對于任何的英雄, 都不佩服。他們相信的, 崇拜的只有自己”。其二, 這與共產黨的歷史觀念有關。共產黨所秉承的“馬列主義歷史觀認為是人民創造歷史, 英雄對于歷史的發展作用不應放大;而從文學的表現來看, ‘英雄的’書寫又很容易墮落為‘個人英雄主義’的頌歌, 因此‘英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抗戰文學中都處于不禁止也不提倡的位置。”英雄敘事在延安的尷尬境遇直到《講話》發表以后才有所改變。

  首先, 延安嚴酷的經濟形勢, 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和《講話》的發表。長期以來, 研究者們都習慣從思想層面去探索左右《講話》內容的原因, 無論是“革命戰線說”“整風運動說”還是“平息爭論說”, 它們的邏輯基點都是停止爭論, 統一思想, 而忽略了對文藝座談會召開時延安具體環境的考察。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對《講話》認知的“盲區”。其實,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時, 困擾延安的除去文藝界的思想問題外, 最大、最急迫的問題是經濟問題。延安經濟基礎本來就薄弱, 隨著軍隊和其它脫產人員的不斷增加, 原本貧弱的經濟形式已然難以支撐。加之, “皖南事變”以后, 國民政府不僅停止了八路軍軍費的撥付, 而且對邊區實行了全面的經濟封鎖, 這直接促使邊區的經濟形勢陷入了崩潰的邊緣。要知道, 在“皖南事變”以前, 國民政府每月的撥款、海外華僑和后方進步人士的捐款是邊區的經濟支柱, 據統計從1937到1940年的四年里, 以國民政府撥款為主的外援占延安財政總收入的82.42%。外援的突然中斷直接導致了邊區人民負擔的猛然加重, 以救國公糧為例, 邊區1937年到1943年間, 政府征收救國公糧的數量占糧食總收獲量比例逐年上升。1937年為1.27%、1938年為1.32%、1939年為2.98%, 1940年為6.38%, 發生“皖南事變”的1941年直接暴漲到了13.85%, 1942與1943年也高達11.14%與10.61%。幾年之內, 邊區群眾救國公糧的負擔竟增加了十多倍。加上后續增收的“甘草稅”“羊子稅”“耕牛稅”“棉麻稅”“鹽稅”等其他費用, 在1941年到1943年間邊區群眾的負擔其實早已超過了15%—20%的負擔飽和點。沉重的負擔一方面激發了政府與群眾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公糧增加與新收公草、羊子稅及運公鹽的影響, 使農民生產情緒降低”。這對于急需擺脫經濟困境, 發展生產的延安來說, 無異于雪上加霜。

  面對嚴酷的經濟危機以及由經濟危機引發的政治危機, 1942前后幾年經濟工作成為了邊區一切工作的中心, 大生產運動應運而生。誠如毛澤東在謝覺哉信中所說, “就現時狀態即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說, 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工作的中心, 有了穿吃住用, 什么都活躍了, 都好辦了”。所以, 1941年當蕭軍詢問毛澤東有無文藝政策時, 得到了“哪有什么文藝政策, 現在忙著打仗, 種小米, 還顧不上哪!”的回答。然而, 在那個號稱“不讓一個人站在生產運動之外”的時期, 延安文藝界卻并未發揮自己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 或幫助邊區緩和政府與群眾間的矛盾, 或提高人民的生產情緒。文人們仍舊躲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娛自樂, 或不計成本地“演大系”、脫離群眾地“關門提高”, 或堅持宣稱“還是雜文的時代”, 鼓吹暴露邊區的黑暗。而且, 延安文人們所暴露的社會問題, 有許多就是由經濟困境所引發的, 這讓毛澤東、王震等政治領袖難以忍受, 斥責到“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例如, 關于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 雖然人們對其所揭露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 但在毛澤東看來, 《野百合花》所揭露的就是經濟困境所引發的社會問題, 不然我們很難理解他所說的, “《野百合花》, 是王實味寫的, 為什么出了這篇東西呢?就是因為我們缺少吃的東西”, 也很難理解毛澤東為何“要從物質上來答復, 要用發展經濟、豐衣足食來答復”王實味。延安文人們這些嚴重脫離實際的行為, 對于期望“他們為軍隊、為政府、為群眾服務”的毛澤東來說, 無疑是十分失望的?梢哉f, 也正是以延安的經濟困境為契機, 才在一定程度上讓以毛澤東為首的延安當局得以徹底看清延安文藝現狀與共產黨對文藝需求間的分歧。因此, 如何解決文藝創作與政治需求間的問題, 譬如如何發揮文藝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的問題, 成為毛澤東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其次, 《講話》中規定的文藝為政治服務, 導致了文學與群眾運動的對接, 從而促使了文學與模范文化的融合。英雄敘事在延安文學中逐漸被提倡!吨v話》為了解決上述問題, 提出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要求,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 其在文藝批評上也相應確立了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評價標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講話》中所說的政治, 并非空泛、抽象的概念, 而是各項具體的政策。對此, 敏銳的周揚就曾有過準確的概述, 他說“自‘文藝座談會’以后, 藝術創作活動上一個顯著特點是它與當前各種革命政策的開始結合”, 而這樣的觀點在塞克那里也得到了印證, 他也曾指出, “要想使我們的藝術活動真正成為無產階級的斗爭武器, 那么不管哪位作家或者哪個作品, 不論他寫什么, 他必須緊密地結合于當前的政治任務”。文藝服務政治的具體化, 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 文藝的“服務”性質, 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文藝的從屬地位。其實, 這在《講話》中已有清晰的表述!吨v話》一開始就指出, 其所探討的內容是“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 而目的則是“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協助”?梢, 《講話》出臺的重要目的就是為了確立文藝在整個革命工作中的地位以及文藝如何為革命服務的問題, 而非我們通常認為的只是為了平息文藝界的爭論。文藝在革命工作中的“協助”性質, 則表明了其從屬的地位。

  所以, 文藝整風后, 為了使延安文學更好地服務于當時的中心工作———大生產運動, 文藝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青年俱樂部舉行了歡迎邊區三位勞動英雄的座談會。會議上, 延安作家們對自己在大生產運動中的無所作為的情況, 紛紛提出了自我批評。范文瀾說:“‘只知道吃救國公糧的像我們這樣的文化人, 對于自己應負的責任, 實在太慚愧了’。”艾青也表示, “自己沒能和工農結合, 在邊區大生產面前無能為力而感到羞愧”。文藝界的行動與作家們的反思, 表達的正是希望結束文藝與政治的分離的狀態, 讓文藝服務于具體政策。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古元, 整風后他表現勞動英雄的新作《向吳滿有看齊》在延安備受推崇,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這張歌頌勞動英雄的木刻“有了新的內容”, “增加了鮮明的政治斗爭的意義。”文藝整風后, 延安作家們急切尋求轉變的心態, 在詩歌《我是一塊制好的磚》中有著極熨帖的刻畫:“我是一塊制好的磚, /等待工匠們拿去, /勿論是放在高樓的尖頂, /或是茅屋的根基, /我本身就是為了建筑的。”作家們為了革命甘愿放下身段, 從事一切工作的心態, 與前期要求“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 轉變不可謂不大!

  第二, 文藝的從屬地位, 讓其在為具體政策服務時, 常;氲搅巳罕娺\動之中。文藝的從屬性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具體的政策去發揮它的宣傳、鼓動作用, 而最終成為群眾運動的一部分。也就是說, 延安文學與政策的結合、與宣傳的并軌,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讓其與群眾運動相結合, 從而發揮文藝對具體革命工作的協助作用!度罕娦枰窦Z食》中所描述的情況,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上述情形的真實寫照。“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著進一步發展今年的生產運動, 把毛主席的‘組織起來’的號召和勞動英雄代表大會上創造模范鄉和模范村的口號很好地實現”, “我們需要根據黨和政府的政策, 做更多的文化上的普及工作, 使工農士兵群眾對于當前的政策與任務, 獲得更深刻更具體的認識, 使他們的熱忱和信心更加提高。”文化普及工作無論是為響應組織起來的號召, 還是為創造模范鄉、村, 亦或是提高群眾的熱忱, 其實都是為了生產服務, 是“今年生產運動”的一部分, 即文學成了群眾運動的一部分。同時, 為了擴大宣傳、鼓動的效果, 模范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日漸凸顯, 模范文化與文學創作也走上了“合作”之路。所以,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最后一天, 朱德在談到作家創作與邊區實際工作的關系時, 稱贊對勞動英雄吳滿有的報道“其社會價值不下于20萬擔救國公糧 (1941年陜甘寧邊區征收農業稅的總數) 。”朱德的稱贊已經預示著, 延安文學英雄敘事的禁錮之門的開啟, 作為模范化身的各種英雄形象在文學中即將嶄露頭角。

  大生產運動與延安文學中勞動英雄敘事的密切聯系, 使一些論者將《講話》后延安文學的表征與促使延安文學轉變的內驅力相混淆, 提出“‘英雄’正式合法進入延安抗戰文學是大生產運動提供的契機”。實際上, 通過上述可知, 大生產運動的急迫性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延安文學與政治的結合, 并讓勞動英雄成為延安英雄敘事的最初表現對象, 但真正讓英雄敘事在延安取得合法地位的是《講話》!吨v話》在讓文學為政策服務的同時, 也讓文學并入了政策運作方式———群眾運動之中, 從而促成了模范文化與文學的“相遇”。這才為延安文學的英雄敘事, 提供了制度上的合法性。

  三、從勞動英雄到新英雄傳奇

  與《講話》同時出現的還有新英雄主義的概念。如果說前者為延安的英雄敘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 那么后者就為其提供了理論支撐。新英雄主義又被稱為革命英雄主義、群眾的英雄主義, 它是與傳統的個人英雄主義相對的概念。“新英雄主義與舊英雄主義的區別, 本質的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立。在集體主義者看來, 一切個人的智慧和能力都是有限制的, 只有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作者”, 因此, 真正的新英雄“不但一切為著群眾, 并且一切經過群眾, 他們自身也永遠是群眾的一員, 永遠與群眾在一起生活, 一起斗爭。”在新英雄主義的內涵中, 人們明顯可以感受到其與左翼作家倡導的以集體主義為特征的無產階級英雄觀間的理論淵源。新英雄主義概念的引入, 完成了英雄從“個人”到“集體”蛻變, 也為文學中的英雄敘事提供了理論支撐。延安極力塑造的勞動英雄也因其模范性, 成功躋身于新英雄的范疇之中。十里店的勞動英雄王正氣, “他的成績, 得到了人們如此之高的贊賞和尊敬, 主要是由于他在推動合作社工作方面, 提出了新方法;在發展互助方面, 他不僅能夠使自己而且還使全村所有的同鄉都提高了生產效率, 為整個邊區樹立了樣板。正因為如此 (不是個人英雄主義) , 他才稱得上是一個勞動英雄。”

  隨著1942年文藝座談會后《講話》的發表和新英雄主義理論的構建, 尤其是在1943年文化界歡迎勞動英雄的座談會上提出要將“筆桿與鋤頭、錘子結合起來”以后, 延安文藝界突然爆發了大規模的勞動英雄敘事熱潮。如艾青的敘事長詩《吳滿有》、育涵的報告文學《新中國的女兒誕生了———婦女勞動英雄馬杏兒》、秧歌《張治國》、譚虎的小說《“四斤半”》、楊朔的小說《模范班》、古元的木刻《向吳滿有看齊》、電影《邊區勞動英雄———吳滿有》。當然, 更多的還是特寫, 特寫因其快速性和實效性, 贏得了延安官方的青睞!督夥湃請蟆窂1943年3月16日起, 就陸續發表頌揚邊區勞模的特寫作品, 1944年《解放日報》第四版更是增設了《英雄和模范》專欄, 專門報道生產、生活中的英雄故事和特寫, 如荒煤的《模范黨員申長林》、師田手的《李位和其他五個勞動英雄》、田方的《勞動人民的旗幟———記警區模范黨員勞動英雄劉玉厚》等, 其數量幾乎是難以計數的?梢哉f, 延安文藝界的各種藝術形式, 都被用來表現勞動英雄們不凡的勞動事跡。而且, 這樣的敘事主題, 也得到延安官方的贊許, 艾青的長詩《吳滿有》和丁玲的報告文學《田保霖》都被贊譽為文藝的新方向, 便是很好的證明。

  然而, 無論是詩歌、小說、秧歌還是特寫, 勞動英雄被塑造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服務于當時的政策———大生產運動, 是模范文化與文學結合的產物, “是用他們生動活潑的榜樣, 來教育廣大群眾, 提高他們的生產熱忱”。翻身是勞動英雄敘事中常見的主題之一。該敘事主題為了突出模范的作用, 常常遵循著相同的敘事模式, 即趙超構所說的:“‘窮人出生, 大革命翻了身, 生產, 工作, 成為英雄’”。秧歌《一朵紅花》《劉二起家》《鐘萬財起家》、詩歌《吳滿有》都是這種“貧困———勞動———翻身”敘事模式的典型。也正是在這種簡單敘事模式中, 勞動的重要性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模范的吸引力也得到了充分釋放。勞動就能翻身 (經濟和政治層面) , 這種廉價的翻身方式對于窮苦百姓的誘惑可想而知。吳滿有等翻身勞動英雄的魅力也在于此。同時, 真人真事的文學加工, 也是勞動英雄敘事的常用策略。真人真事的創作形式固然離不開創作對象的限制 (因為他們大都是業已成名的英雄模范, 創作只是對他們事跡的“加工”) , 但更離不開對宣傳效果的考量, 誠如周揚所言:“本地的人物事件, 大家熟悉, 感到親切, 因而也易于收到教育的效果。”顯然, 周揚所說的“教育效果”, 指的就是文章的感召力和鼓動性。

  然而有趣的是, 雖然《講話》規定了文藝的工農兵方向, 新英雄的理論建構也為英雄敘事掃清了理論上的障礙, 但從現實的創作情況來看, 較之于“工農”英雄, 軍人英雄卻少之又少。其實, 早在1943年初期, 周揚在論及春節秧歌內容時就發現了這一現象。春節秧歌“寫生產的最多, 也最受群眾歡迎”, “勞動的主題取得了它在新藝術中應有的地位”, 但“我們的秧歌反映八路軍太少了, 太不夠了”, 八路軍的“英雄事跡比文藝作品中所已反映的, 要百倍豐富, 千百倍偉大”。1944年, 朱德則再一次表示了對文藝此等現狀的不滿, 八路軍與新四軍中“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義事跡和手創這些事跡的英雄們被冷淡過去了, 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原因何在?其實, 問題的根源就在于文藝與政策的結合, 或者說將文藝納入到了群眾運作之中。要知道, 此時延安的政策是大生產運動, 文藝理所當然地要為生產服務, 譬如延安“秧歌運動的開始, 是為了宣傳生產, 表揚勞動英雄”。實際上, 此時的延安并非沒有書寫軍人英雄的, 如《模范班》《張治國》書寫的都是軍人英雄, 只是在大生產運動中, 軍人通常以勞動英雄而非戰斗英雄的形象出現, 而像《換頭記》《懷義灣》這類純粹表現軍人英勇抗戰的作品又實在太少。

  為了改變這一尷尬的現狀, 朱德在1944年7月7日發表的文章《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主義》中, 不僅批判了認為“英雄、英雄主義都是舊的名詞, 舊的事物, 是出風頭, 爭名利, 個人突出等個人主義的產物;而我八路軍新四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 是集體主義者, 不應去提倡什么英雄主義”的錯誤觀念, 更是重申了新英雄主義的內涵, 并指出“新英雄主義運動是我們推進工作、培養干部和教育群眾的很好的很重要的方法”。以朱德為代表的延安當局的努力不能說沒有效果, 該文發表以后, 純粹表現軍人英雄的新英雄傳奇逐漸增多。以《解放日報》第四版上登載的新英雄傳奇為例, 粗略統計從1943年到1946年間, 在《解放日報》上登載的新英雄傳奇共18部, 分別為:《小六兒的故事———晉察冀童話》《小英雄———晉察冀童話》《在一個小胡同里———晉察冀童話》《遛馬的孩子———晉察冀童話》《地道》 (周而復) 、《李勇大擺地雷陣———阜平英雄傳之一》《閻榮堂九死一生》 (邵子南) 、《小英雄》 (李果粹、小丁) 、《八俠》 (王普) 、《“仙人脫衣”》 (武天楨、許柱) 、《槍》 (荊宇) 、《蘆花蕩———白洋淀記事之二》 (孫犁) 、《老陰陽怒打“蟲郎爺”———新編“古今奇觀”之一段》 (李季) 、《解丑娃》 (羅夫) 、《老子英雄兒好漢》 (苗康) 、《呂梁英雄傳》 (馬烽、西戎) 。其中在1944年7月7日后發表的就有16部, 只有張帆的《焦大!泛徒瓩M的《山頭英雄們》在此之前發表。 (4)

  另一個關鍵的問題在于:為何表現軍人英雄形象時會走上“傳奇”的道路, 而不是與勞動英雄一樣以報告文學、特寫為主?當然, 軍人英雄敘事走上傳奇的道路原因是多元而復雜的, 但最主要還是《講話》后作者們出于對群眾接受習慣和審美心理的考慮, 而自覺地學習民間文化、傳統文化的結果, 誠如馬烽所言:“讀慣了《三國》、《水滸》的中國讀者, 特別是工農大眾, 怎么會喜歡這種作品 (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 筆者注) 呢?”同時, 又由于當時的作者們沒有真正的戰爭生活體驗, 因此也很難用到紀實性較強、速度快的報告文學和特寫, “和前方的各抗日根據地比較起來, 陜甘寧邊區所處的是相對的和平的環境”。然而, 延安文學從勞動英雄到新英雄傳奇敘事的轉變, 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早期新英雄傳奇中的軍人英雄形象身上也時常帶有勞動英雄的印記。譬如, 《洋鐵桶的故事》中的民兵英雄王鐵牛, “我們隊長姓王, 在九華山種莊稼, 氣力比牛還大, 春上開荒一天就開了三畝, 三四個人刨不動的大梢, 他只要兩镢頭就刨掉了”。王鐵牛身上的這種特性, 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四斤半”》中的軍人勞動英雄“四斤半”和《模范班》中的軍人生產模范張治國。

  雖然新英雄傳奇與勞動英雄敘事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 但它與后者一樣, 都與模范文化密切相關。其實, 這在朱德提倡書寫軍人英雄時, 就已經露出了端倪。朱德指出, “在過去, 我們的連隊工作中不是也時常號召大家要起模范作用嗎?為什么效率不大呢?為什么同一個人, 這件事情上模范而那件事情上就不模范, 昨天模范而今天又不模范呢?重要的就在于我們沒有把新英雄主義運動當作一種推進工作、培養干部和教育群眾的重要辦法, 沒有鄭重的有系統的去進行這個工作。”顯然, 朱德揭露過去模范工作中模范作用不明顯、模范人物不穩定的缺點, 目的是要通過新英雄運動樹立新的軍人模范, 讓人們向模范看齊, “使人人積極而愉快地為革命戰爭貢獻出更大的力量”。英雄們身上背負的被“看齊”意識, 在新英雄傳奇的創作中有著明顯的體現。馬烽、西戎創作《呂梁英雄傳》“完全是為了報紙需要, 為了配合一定的政治任務。”聯想到1942年《解放日報》的改版以及同年發表的社論《致讀者》 (1942.4.1) 、《把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些》 (1942.7.18) 、《黨與黨報》 (1942.9.22) 等文章中對發表于報刊作品的要求, 《呂梁英雄傳》中英雄們的模范性就不言而喻了。而“被當作實踐毛澤東《講話》精神的成功之作, 它所確定的方向對嗣后的英雄敘事具有規范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英雄敘事的文化品格”的《新兒女英雄傳》, 文中英雄們的“模范”的意味同樣濃烈。“男的難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樣嗎?女的難道都不能做到楊小梅那樣嗎?”郭沫若的兩句反問, 便是很好的說明。

  可見, 延安文學中英雄敘事的興起和演變與模范文化有著重要的聯系。文學與政策的并軌, 讓文學與模范文化在群眾運動中“相遇”,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1943年勞動英雄敘事在延安的井噴, 也在相當程度上誘發了后期新英雄傳奇的寫作。文學與群眾運動、模范文化的結合, 雖然常常讓作品陷入“頭疼醫頭, 腳疼醫腳”的尷尬境遇, “互助組吵架了, 就單純來解決吵架的問題;天不下雨了, 就寫擔水點種的好處”, 作品的粗疏、淺薄通常也難以避免。然而,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 正是各種英雄模范的蜂起, 增強了文學創作對革命實際的推動作用, 也讓工農兵大眾在文學中的面貌煥然一新。

  注釋

  (1) (1) 本文探討的英雄敘事包括了勞動英雄敘事和新英雄傳奇。
  (2) (2) 參閱吳道毅:《新英雄傳奇歷史生成論》,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4年第1期;戴莉《新英雄傳奇的發生學考察---以〈解放日報·文藝〉第四版為中心》, 《延安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6期。
  (3) (3) 周揚:《關于政策與藝術---〈同志, 你走錯了路〉序言》, 《解放日報》1945年6月2日。
  (4) (4) “突擊文化”是周維東對延安文學生產語境的一種概括, 指延安各種群眾運動的突擊性質所展現出的文化特征。參閱《“突擊文化”的歷史內涵及其延安文學研究的意義》, 《南開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3期。
  (1) (1) 其雨:《從〈吳滿有〉說到大眾的詩歌》∥劉增杰等編寫:《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第135頁。
  (2) (2) 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 (1937年1月-1948年3月) ,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7年, 第520頁。
  (3) (3) 柯藍:《重版后記》∥《洋鐵桶的故事》,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年, 第89頁。
  (4) (4) 高捷、楊占平等:《馬烽、西戎研究資料》,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44頁。
  (1) (1) 參閱《“突擊文化”的歷史內涵及其延安文學研究的意義》, 《南開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3期。
  (2) (2) 《為迅速展開收集糧食的突擊運動而斗爭》, 《紅色中華》1934年2月6日。
  (3) (3) 《發揚革命競賽》, 《新中華報》1938年6月25日。
  (4) (4) 《為迅速展開收集糧食的突擊運動而斗爭》, 《紅色中華》1934年2月6日。
  (5) (5) 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7輯》, 北京:檔案出版社, 1988年, 第70頁。
  (1) (1) 《開展吳滿有運動》, 《解放日報》1943年1月11日。
  (2) (2) 齊志文:《記者莫艾》,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2010年, 第199頁。
  (3) (3) 趙超構:《延安一月》,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2年, 第208頁。
  (4) (4) 莫艾:《模范英雄吳滿有是怎樣發現的》, 《解放日報》1942年4月30日。
  (5) (5) [美]R·M·基辛著:《文化·社會·個人》, 甘華鳴等譯, 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第31頁。
  (6) (6) 參閱《邊區文協代表大會的成就》 (社論) , 《新中華報》1940年1月17日。
  (1) (1) 陳銓:《論英雄崇拜》, 《戰國策》1940年5月15日。
  (2) (2) 戴莉:《新英雄傳奇的發生學考察---以〈解放日報·文藝〉第四版為中心》, 《延安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6期。
  (3) (3) 參閱劉忠:《“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原因考辨》, 《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9期。
  (4) (4) 參閱周海燕的《記憶的政治》, 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2013年, 第75-77頁。
  (5) (5) 數據來源于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13頁。
  (6) (6) 數據來源于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57、60頁。
  (7) (7) 毛澤東:《財政問題與經濟問題》, 《毛澤東選集》第5卷, 東北書店, 1948年, 第758頁。
  (8) (8) 毛澤東:《關于總結財政工作經驗給謝覺哉的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370頁。
  (9) (9) 王德芬:《我和蕭軍風雨五十年》, 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 2004年, 第104頁。
  (10) (10) 星光、張揚:《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稿》, 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1988年, 第345頁。
  (1) (1) 艾青:《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艾青全集》第五卷, 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1年, 第605頁。
  (2) (2)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子》,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年, 第213頁。
  (3) (3) 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619頁。
  (4) (4) 塞克:《在青年劇院學習總結會上的講演》, 《解放日報》1942年6月30日。
  (5) (5)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9日。
  (6) (6) 《延安文化界招待吳滿有趙占魁黃立德》, 《解放日報》1943年2月7日。
  (7) (7) 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 (1937年1月-1948年3月) ,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7年, 第418頁。
  (8) (8) 陸定一:《文化下鄉---讀〈向吳滿有看齊〉有感》, 《解放日報》1943年2月10日。
  (1) (1) 朱衡彬:《我是一塊制好的磚》, 《解放日報》1942年12月12日。
  (2) (2) 《群眾需要精神糧食》, 《解放日報》1944年1月20日。
  (3) (3) 莫艾:《吳滿有在大生產運動中》∥田方、午人、方蒙編:《延安記者》, 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 第476頁。
  (4) (4) 戴莉:《新英雄傳奇的發生學考察---以〈解放日報·文藝〉第四版為中心》, 《延安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05年第6期。
  (5) (5) 王子野:《談新英雄主義》, 《解放日報》1942年7月19日。
  (1) (1) [加]伊莎白·柯魯克、 (英) 大衛·柯魯克著:《十里店·1, 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 龔厚軍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 第89頁。
  (2) (2) 《延安文化界招待吳滿有趙占魁黃立德》, 《解放日報》1943年2月7日。
  (3) (3) 參閱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 (1937年1月-1948年3月) ,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第433頁。
  (4) (4) 《生產大競賽》, 《解放日報》1943年3月3日。
  (5) (5) 趙超構:《延安一月》,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2年, 第211頁。
  (6) (6) 周揚:《談文藝問題》∥《周揚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4年, 第502頁。
  (7) (7) 周揚:《表現新的群眾時代---看了春節秧歌以后》, 《解放日報》1944年3月21日。
  (1) (1) (3) 朱德:《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主義》, 《解放日報》1944年7月7日。
  (2) (2) 張庚:《談秧歌運動的概況》, 《群眾》1946年6月30日。
  (4) (4) 參閱鐘敬之、金紫光主編:《延安文藝叢書·文藝史料卷》, 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7年。
  (5) (5) 高捷、楊占平等:《馬烽、西戎研究資料》,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78頁。
  (6) (6) 《邊區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給我們指出了什么?》, 《解放日報》1943年12月26日。
  (7) (7) 柯藍:《洋鐵桶的故事》,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年, 第20-21頁。
  (1) (1) (2) 《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主義》, 《解放日報》1944年7月7日。
  (3) (3) 高捷、楊占平等:《馬烽、西戎研究資料》,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57頁。
  (4) (4) 李宗剛:《論“十七年”文學英雄敘事的發展脈絡》, 《濟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9年第2期。
  (5) (5) 郭沫若:《新兒女英雄傳·序》, 袁靜、孔厥:《新兒女英雄傳》,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 第1頁。
  (6) (6) 高捷、楊占平等:《馬烽、西戎研究資料》,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59頁。模范文化與延安文學中的英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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