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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學對徽學發展的貢獻

時間:2019-12-11 09:56作者:陳支平 馮其洪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朱子學對徽學發展的貢獻的文章,“徽學”之所以成功地成為中國地域學的標桿,其中“學術與文化”的因素,是促成這一“地域學”形成的催化劑和凝固劑。而朱子學的形成及其傳播,堅實地奠定了“徽學”文化學術發展的重要根基。

  摘    要: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區域史或者說是地域史研究,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從而涌現出不少關于開展建構地域學、區域學的倡議。但是迄今為止,“徽學”可以說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地建構地域學的惟一的一花獨放的地域學標桿。“徽學”之所以成功地成為中國地域學的標桿,其中“學術與文化”的因素,是促成這一“地域學”形成的催化劑和凝固劑。而朱子學的形成及其傳播,堅實地奠定了“徽學”文化學術發展的重要根基。即使是清代興起的徽州“樸學”,我們也可以從朱子學的治學方法論看到它的重要源頭。

  關鍵詞: 徽學; 朱子學; 樸學;

  Abstract: The regional research in China has gained great attention since 1980 s and lots of advocates on developing area study or regional study had sprang up.However,“Hui studies” has become the only regional study benchmark which eclipsed other efforts to construct area studies since 1980 s.Why “Hui studies” can successfully become the marker post of China regional study is that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which played the catalyzer and coagulator role facilitating Hui studies.It is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Zhu philosophy that lay a solid and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cultur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Hui studies.Even Huizhou philosophy which emerged from the Qing dynas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scholarship approach of Zhu philosophy.

  Keyword: Hui studies; Zhu phylosophy; Huizhou philosophy;

  一、文化學術是“徽學”得以屹立的凝固劑

  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區域史或者說是地域史研究,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從而涌現出不少關于開展建構地域學、區域學諸如泉州學、潮學、晉學、巴蜀學、湖湘學的倡議,但是時過四十年之后,中國各地關于建構地域學或者區域學的倡議及其嘗試與努力,并沒有達到人們預期的目標。迄今為止,地域學或區域學的建構最終站住腳并且得到學界與社會的廣泛認可,可能僅有“徽學”一花獨放了。雖然說以地域命名的學問名稱并且得到學界認可的專門學問還有“敦煌學”,但是“敦煌學”所涵蓋的學術與文化范圍,并不僅止于“敦煌”這一地域概念,因此學界從來沒有把“敦煌學”等同于地域學或區域學的范疇。中國南方的所謂“客家學”,是一種涵蓋“民系”或“族群”的學問,因此“客家學”也不能等同于地域學或區域學。迄今為止,“徽學”可以說是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地建構地域學的惟一的一花獨放的地域學標桿。

  中國地域學的最先提出并引起人們的關注,基本上是先由某一地域所呈現出來的某一重大歷史特征,從而引起學界的重視并且進行學術研究,進而拓展到相關的各個領域,最終形成某個地域性的學問。例如福建擬構建的“泉州學”,是基于宋元以來福建沿海海商活動的活躍及其對于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重大貢獻,從而引起學界的重視進而上升為“泉州學”的;再如閩粵贛以及臺灣等地域的“客家學”,起初也是由于客家民系的遷移及客家地域的形成,引起學界的關注并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進行學術研究,經過近一百年來學術研究的不斷推進與深化,形成了現今的所謂“客家學”;諏W的形成也是如此。明清兩代以徽州地域內的商人群體及其社會貢獻為特征的“徽州商人”或“徽州商幫”稱雄海內外,引起來中國、日本學者的關注,并且于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開始,開展了“徽商”的學術研究。改革開放以來,“徽商”的學術研究不斷進步,成果迭出,吸引著徽州地區社會各界的重視。“徽商”的研究也從較為單純的商人、商業、商品經濟等問題,推展到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各個方面,最終形成了我們現在所認知的“徽學”,也就是關于徽州地域內所涵蓋的社會歷史文化的學問。
 

朱子學對徽學發展的貢獻
 

  中國地域學形成的過程,雖然說基本上是經歷了先由地域內某一重大歷史特征引發學界關注,進而擴展到這一地域內的各個方面,最終形成涵蓋某一地域所有社會歷史文化內涵的“地域學”。但是從“地域特征”到“地域學”的演化過程,我認為“學術與文化”的因素,是促成某一“地域學”形成的催化劑和凝固劑。換言之,“學術與文化”是某一地域學形成的最重要因素。缺少了本地域所擁有的“學術與文化”,那么這一地域所奢談的“某某地域學”,毫無疑問就是無本之木,難于茂盛成林。

  二、朱子學奠定了“徽學”文化學術的根基

  研究“徽學”的學者都知道,明清時期徽州地區的“學術與文化”,是與理學、儒學的高度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如果沒有明清時期徽州理學、儒學這一“學術與文化”的支撐,“徽學”的最終形成并且得到社會的認可,是不可想象的。而要理清徽州理學、儒學的發展與傳播,就不能不首先提到南宋時期的朱熹。胡適先生曾經在1946年的一份“請愿書”中說道:“先賢朱晦庵、江慎修,又為中國思想學術之宗師,故皖人之視婺源,猶魯人之視曲阜,精神聯系,無可拆離。”因此,我們從“徽學”發展史的角度來考察作為“新安”人的朱熹,以及他對故鄉學術的奉獻,這對于進一步深化當今“徽學”的學術研究,應該是不無益處。

  朱熹常年生活在福建的閩北地區,考取功名也是落籍于福建崇安縣,因此說朱熹是福建閩北人,并無錯誤。但是朱熹對于自己的祖籍地——新安即徽州,卻實始終不能忘懷,感情深厚。我們檢索一下朱熹一生為他人、他物撰寫的文章需要落款時,很少落款為“崇安朱熹”“建陽朱熹”“尤溪朱熹”“武夷朱熹”的,而大部分文章落款,基本上是“新安朱熹”,或“婺源朱熹”,根據我的初略統計,在《朱子全書》中,落款為“新安朱熹”或“婺源朱熹”的文章,大抵在500篇左右。僅僅從這一點上看,我們就可以了解到朱熹對于祖籍新安即徽州的深厚情感和無上的眷念。

  朱熹一生共有兩次回到新安即徽州的老家婺源。學界以及徽州婺源一代的文史工作者們,都對朱熹的這兩次婺源之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描述與探討。要而言之,第一次是紹興十九年(1149)冬,朱熹剛剛考取進士后。朱熹回婺源故里,主要是祭掃先祖的墓地,省親訪友。淳熙三年(1176),47歲的朱熹第二次回到婺源。朱熹這次返鄉,除了祭祖之外,還與婺源族人商量修朱氏宗譜等等。從表面上看,朱熹的兩次回到祖籍地新安婺源,是為了處理自己的家族事務。但是其更大的收獲,是極力在自己的祖籍家鄉推進文化教育與儒學教化。朱熹第一次回到祖籍故鄉的主要收獲,“是他得以同歙縣婺源一帶有名的儒學先輩和詩人俞靖、洪撙、張敦頤、滕洙、董琦、程鼎、李繒等廣泛接觸,講論詩賦學問,在故鄉收了生平第一批弟子。……朱熹在婺源以少年新科進士的名望同這些眾多的新安后生學子說詩談文,講學論道,生平第一次把自己的影響帶到了皖地,他畢生好與弟子講論學問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1]97-98

  朱熹第二次回到祖籍新安婺源,更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推進新安文化教育和儒學教化之上。他特意隨身帶來了一批書籍,如二程《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呂氏鄉儀鄉約》等贈送給婺源縣學,關心祖籍故里的教育現狀與教學設施的建設,為此,他撰寫了《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彛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圣繼作,至于孔子,然后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后世之人自非生知之圣,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后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敎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巳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于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余卷,列度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敎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于閩,茲以事歸而拜于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于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愿學者眾,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后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于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愿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于鄉,達之天下,傳之后世,且以信林侯之徳于無窮也。是為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2]卷78

  在這篇藏書閣記中,朱熹除了褒揚前縣令林侯對于婺源縣學藏書的貢獻之外,更表達了自己對于祖籍家鄉學子必須持學純粹、窮理修身的愿望。期間,朱熹還在婺源翠屏山下建成一座“屏山書屋”,作為這次歸省故里的紀念,以及日后培養家鄉后學的教學之所。

  朱熹第二次回到婺源故里,已經是一名名揚天下的當代巨儒,除了原有弟子程洵等人,又有一批新安、鄱陽士子滕璘、滕珙兄弟、程先、程永奇父子、李季子、程端蒙、董銖、董景房、汪清卿、程珙等來執弟子禮。“教澤所振興起,郡從執禮者三十人。”[3]明徽州學者程瞳在其《新安學系錄》中亦記述說:“昔鄉先正授學于子朱子者,幾三十人。”[4]施璜的《紫陽書院志》也記載:“文公歸里,鄉先正受學者甚眾,今論定高第弟子十二人列于從祀。”[5]這十二位優異的門人是:程洵、程先、程永奇、汪莘、滕璘、滕珙、汪清卿、許文蔚、吳昶、謝琎、李季子、祝穆。其他的及門弟子還有:汪楚材、程端蒙、汪會之、祝直清、程珙、汪晫、孫吉甫、胡師夔、程實之、汪端雄、趙師端、趙師恕、祝汝玉、程耘、滕坪、祝癸、金朋、詹初等。[6]7朱熹這次婺源之行,真正把朱學之風吹入了皖南,從而在皖中形成了一個以新安徽州弟子為核心的朱子學學派支脈,[1]384-387使得朱子學在徽州文化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延至明代時期,朱熹理學思想在徽州得到進一步的廣泛傳播,涌現出一批在國內很有學術影響力的朱子學學者。他們從各個不同的學術視野和學術理路,殊途同歸,共同把朱子理學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朱熹畢生回祖籍故里新安徽州,僅此兩次。而他對于祖籍故里文化教育與儒學教化的關懷,并不僅限于這兩次祖籍故里之行。我們從他的文集著作中,可以看到他的許多與祖籍故里學子士子們相互交往、切磋學問的文字。對于祖籍故里的縣學設施,也是盡可能地予以幫助。如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八十一中收有《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后》:

  此書始刻于南劍之尤溪,熹實為之序其篇目,今建陽長沙廣東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張侯,又將刻之縣學以惠學者。熹故縣人,嘗病鄉里晚學見聞單淺,不過溺心于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騖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于圣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于古者多矣。今得賢大夫流傳此書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聞而樂贊其成者也。是書所記,雖本于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實不外乎達道達徳之粲然者。學者誠能相與深究而力行之,則先圣之所以傳與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將有以自得之,而舊俗之未純者,亦可以一變而至道矣。[2]卷81

  我們從這些文章中,可以感受到朱熹對于祖籍故里學子們的殷切期望,企盼他們不要“溺心于科舉程試之習”與追求“文字纂組之工”,而應當專心于儒學的“達道達徳之粲然者”,養成自己,移風易俗,“一變而至道矣”。

  朱熹在祖籍故里新安徽州待過的日子并不多,但是他對于新安徽州的學術文化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在此之前,新安婺源等地處于山林之中,對外交通相對不便,文化教育也相對滯后,遠不如江浙、福建等地的那樣發達。但是經過朱熹的過化之后,朱子學很快在新安徽州以及皖中形成了自己的支脈,廣為流傳。朱子學對于徽州地域的影響,并不僅僅局限于學術思想方面,而是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這其中包括新安徽州的宗族制度、新安醫學、徽州民居、新安畫派、徽州民風習俗等等的各個層面,都貫穿著儒家思想。都表現出朱子學、儒學對徽州文化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從而使得徽州文化呈現出多樣性而又精致化的時代特征,為當時人和后世人所矚目。

  明代是朱子學在中國最為昌明的時代,這時也正是徽州商人開始崛起并且得到大力發展的時期;罩萆倘伺c徽州朱子學、理學的齊頭并進、相互輝映,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情,這也正是做為“徽學”這一地域學概念形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內涵因素。研究徽州商人的學者都有這樣的共識,徽州商人最鮮明的一個特征,就是“儒而好賈”,徽州商人與儒學有著剪不斷的清結,他們在從事商業活動時,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儒家思想即儒家的道德觀來指導自己的日常行為,特別是儒家以“仁”為本的道德觀,賦予了徽州商人對天下與社會的強烈責任感,把“仁”“善”的要旨貫徹到經商的事務踐行之中,使經商能夠達到“仁者愛人”“至善”的境界,達到“為社會創造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6]314

  朱子學、儒學與徽州社會各階層、特別是與徽州商人行為規范的契合,是徽州文化能夠在中國眾多地域中特樹一幟的基本內涵要素。如果缺少了這樣一個內涵因素,“徽學”這一地域學的形成都將是不可能的。到了明末清初時期,雖然朱子學的地位有所下降,有關朱子學研究的重要學術論著有所減少,但是朱子學的影響力依然處處可見,不可忽視,一直到近現代時期,朱子學始終都是中國學術文化的中堅價值觀,而徽州的學人、士子們,也正是始終堅持以朱子學為核心的理學、儒學文化道德觀,從而與徽州商人相輔相成,促進了中國這一著名的地域學“徽學”的形成與發展。

  我們在討論朱子學對于新安徽州學術文化深刻影響的時候,如果僅僅局限于朱子學的學術思想與理論的傳播上面,那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一種學術文化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并且自覺地進行教化與傳承,單單憑借書本上的東西,其感化李終究有限。朱子學之所以能夠在新安徽州得到如此深遠的影響,朱子本人的高尚品德,是其中極為重要的成因之一。在這里舉兩個例子。

  淳熙十六年(1189),朝廷把久久閑置在武夷山中的朱熹任命為江東提刑及江東運使等官,這對于平生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朱熹來說,未嘗不是一次實踐政治抱負的機會。但是江東提刑和江東運使,其所管轄的區域,涵蓋了朱熹的祖籍故里新安徽州,因此他認為在自己的故里為官,從公正的立場出發,應該回避。為此,他一再上書請辭,堅不赴任。如他在《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中寫道:

  右臣十月九日準尚書省札子,據臣辭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奉圣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揔兩易其任。臣巳實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區區誠懇巳具前奏,既蒙改革,曲遂其私,使得免于攘奪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固巳甚幸。但臣前所奏陳,愿得蒙恩投置閑散,以為養病著書全身遠害之計,則尚有未蒙圣察者。于臣私計未便猶多,敢昧萬死,再有塵瀆。欲望圣慈詳臣前奏,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則于微臣又為莫大之幸。所有省札內圣旨指揮臣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圣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墀,臣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貼黃

  臣祖鄉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及些小田產,合該回避,又梁揔到官,今方月余,一旦忽然無故改易,不惟迎新送故,煩擾吏民,亦礙累降指揮,有失朝廷舉措之重。伏乞圣照。[2]卷22

  朱熹在辭免江東運使的奏狀中如此寫道: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忽于今月九日準尚書省札子,奉圣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疏無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余年,止是循常竊祿,本無奇節可以逾人,徒以屢蒙恩私,橫加除用,間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辭以干朝聽,而傳聞不察,指目多端,獨荷壽皇天日之照臨,許全素守。又辱圣主云章之藻飾,誤借寵褒,遂得偷安里閭,畢愿香火,在于愚分巳極叨逾,不謂圣恩記憐,遂加任使。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正是賢智馳騖之秋,顧雖殘廢之余,豈不愿效尺寸?實以積衰旣久,百恙交攻,心剿形疲,視昏聽重,竊自揣度,決然不堪一路耳目之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顛隮。兼熹祖鄉徽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產在婺源,竊慮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為敷奏,特與追寢新命,令熹復還故官,庶幾少安愚賤之跡,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2]卷23

  朱熹為了辭免江東運使的任命,還直接給丞相留正寫信,同樣強調了為官回避的態度,他在《與宰執札子》中寫道:

  熹輙有愚誠仰干崇聽:□者伏蒙圣恩,除熹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此蓋廟堂光輔圣主圖起治功,既巳并用群材、不忍獨遺一士之意,非特熹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積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動多遺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巳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其間所陳病證,皆有實跡,不敢輒有一詞之偽。至于墳墓田產有嫌當避,理亦明甚。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為開陳,使得依舊竊食祠官,以安賤跡,實熹疾病孤危,千萬之幸。干冐威尊,不勝俯伏震懼之至。[2]卷23

  朱熹為了辭免江東提刑、江東運使的任命,先后上呈奏狀近十次。以往論者都把此事作為朱熹不愿出來為官的借口。但是作為一位以天下事為己任的儒者,出來為官是朱熹的初衷追求,但是他并不愿意為了做官而做官,任何有絲毫不合道德情理的任命,他都要堅決辭免,這也正是朱熹在勉勵新安徽州學子、士子們的時候,多次強調不要沉溺于科舉入仕的理學本旨。因此我認為朱熹屢屢上奏以回避原籍做官辭退江東官員的任命,正是他一貫所堅守的道德立場,并非借口。而他的這種堅持道德標準的品德,從另外一個側面給新安徽州的學子、士子們樹立了榜樣,潛移默化地感召了新安徽州的學風、士風,使得朱子學在新安徽州得到迅速的傳播。

  朱熹自47歲第二次回祖籍故里之后,就在沒有回去過。紹熙年間,福建閩北一帶發生動亂,新安婺源的親戚們希望朱熹到祖籍故里省親并暫避禍亂。這本來是一個不錯的提議,但是朱熹謝絕了。謝絕的原因是朱熹時任南京鴻慶宮主管,他主管的鴻慶宮原廟在北方淪于敵塵,中原收復無望,朱熹認為自己不能恪盡職守,有失委任,故自己無顏北上。他在《韋齋與祝公書跋》中云:

  七月間方還縣,而甌寧土寇范汝為者出沒建劍之間,其眾數千,官軍遇之輒潰,諸司不免請官招安,已還狀受犒,設將散其眾。無何大兵自會稽來,必欲進計,昨日方報大兵冒昧入賊巢,喪失數千人,賊勢又震,大略自今夏以來,未嘗有一枕之安。……婺源先廬所在,興寐未嘗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國家克復中州、南北大定,歸未晚也。……今六十有四年,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后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7]卷8

  對于北方大地的淪陷,自己主管的鴻慶宮原廟不能前往朝拜,一直是朱熹的心頭之痛,他曾經寫過這樣的絕句:

  舊京原廟久煙塵,白發祠官感慨新。

  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2]卷9

  終朱熹之世,朱熹當然是沒有機會到北方的鴻慶宮去朝真,這在朱熹的心里,不能不是一件永久的傷痛和遺憾。朱熹在64歲的時候謝絕新安婺源鄉親好友的邀請,回婺源暫時避禍,同樣體現了一生堅持的品德操守,任何茍且不合道德的事情,他是堅決回絕的。正因為如此,朱熹早在20歲就高中進士,但是他的仕途,卻是十分的短暫。而這十分短暫的為官生涯,正體現了朱熹的高尚品德。這種高尚的品德,同樣給其祖籍故里的學子、士子們,樹立了可貴的精神文化標桿,使得朱子學在新安徽州得到永久的傳承,直到今天。

  三、朱子學是徽州“樸學”的重要源頭

  最后,我們還必須厘清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朱子學與心學及徽州樸學的關系。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們,似乎有一個定式的邏輯論點,這就是朱子學發展到明代中期之后,逐漸衰落,起而代之的是王陽明心學及后來的泰州學派們。這種定式的邏輯論點同樣也被移植到徽學研究的學術領域。事實上,這一定式的邏輯論點是很值得重新討論的。朱子學的一些重要著作從明初被政府定為科舉考試的必讀課程之后,朱子學在明清時期的讀書人中,不管是愿意不愿意,其所產生的影響力是不可撼動的。其次,朱熹所提倡的民眾道德觀和社會治理方案,其文化影響力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成為宋明以來中國基層社會建設與教化的基本準則。[8]反觀明代中后期的“心學”,雖然在一些知識分子的鼓噪論辯之后,聲勢振奮一時。但是“心學”所延續的時間并不長,不過百余年。許多奉揚“心學”的知識分子和士大夫們,又往往走入意氣用事和空疏論辯的斜道,成為明末黨爭的一個重要學術理論源頭。至于“心學”對于民間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力,幾乎空白,根本無法跟朱子學相提并論。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隱約地看到朱子學的諸多影響,而“心學”卻猶如過眼云煙,很少為后世的社會留下多少的文化痕跡。

  我們再從徽州地域的實際狀況來看待這一問題。不用說我們今天研究徽州社會生活史特別是徽州家族社會史的學者們,無不關注到朱子學在其中發揮的重大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是學者們所論述的明代中后期徽州“心學”逐漸替代朱子學的論據看,也是十分牽強的。從目前持這種觀點的論著看,主要是提到明代中后期又不少陽明后學的著名學者來到徽州講學,這種外地學者來徽州講學,只能說是偶然性的事件,并不能證明“心學”就在徽州落地生根。至于論著中所提到的徽州本地學者最著名的是明代前期學者士大夫程敏政,就更是牽強之至。與其說程敏政是徽州“心學”學說的信奉者,還不如說程敏政是徽州朱子學的后學更為確切。[6]6、239-242而反觀明代中后期徽州的朱子學,徽州籍學者汪循、程瞳等,都是具有全國影響力的著名朱子學代表性人物。

  談到徽州的學術文化,我們就不能不談到清代徽州的“樸學”。根據現在學者的一般論述,關于“樸學”的產生有發展,大致經過了這樣的演變:“明代中后期,以新安理學為代表的徽學,因受‘心學’的沖擊,闡釋朱子學不力,整個學派出現委靡不振的衰落跡象。清初雖出現過復興朱子學的局面,但也是短暫的。而陸王心學講求內省,空談心性,特別是明亡以后,王學末流被抨擊為空談誤國,心學在徽州也無市場。隨著清初漢學的興起,清代的學術研究開始向以求實切理、名物訓詁,并崇尚樸實無華的考據學方向發展,即是學術史上的所謂‘樸學’。而徽州的學者則是‘樸學’的主力,站在這股學術浪頭之上的則是徽州休寧人戴震。戴震是徽派樸學的集大成者,他不僅在聲韻訓詁、名物制度、經籍考證、天算地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創造性地闡發了義理之學,在義理之學中閃耀著思想的光芒。戴震作為與吳派惠棟并稱的徽派領袖,是清代考據學的泰斗之一。但我們現在審視清代學術思想史,感到作為哲學家、思想家的戴震,遠比作為考據家的戴震其影響與貢獻更大。因為戴震的考據學以實事求是為原則,考據是為他‘聞道’、‘探求義理’服務的。戴震在他的學術生涯中提出的‘以字通詞,以詞通道’的治學路徑和學術目標與他建構的義理之學思想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尤其是他的義理之學,超邁時人,獨步千古無論時在當時還是在后世,都產生了極為強烈的震撼力和影響力,使得戴震成為我國從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過渡和轉變時期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6]257-258

  許多學者都注意到戴震“探求義理”與朱子學的傳承關系,所謂“戴震義理之學思想的形成與確立……與他對程朱理學的認識密不可分,可以說,戴震義理之學思想的形成與確立,也就是他對程朱理學認識的不斷深化的過程。”[6]6、264這種論述無疑是相當正確的,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朱熹及朱子學在研究學問時的方法論,對于戴震“樸學”的影響,同樣也是不可忽視的。眾所周知,朱熹在其一生的學術生涯中,時時強調“懷疑”的精神,教育學生在讀書做學問時要會疑、多疑。他曾經多次指出:“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又云:“大疑則大進”,又云:“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群疑并興,寢食俱廢,始劃然而有見也”,“若有疑處且須自去商量,不要倚靠人,人若除得個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并且還強調指出:“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通透處,心中也潛地快活。若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9]31朱熹對多疑這種重要學習方法進行了反復的強調,其對后人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

  朱熹對于做學問的方法論,除了強調懷疑精神之外,還提倡鍥而不舍、追根到底、相互驗證、磨礪而愈精的誠懇工夫。他說:“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茍有見焉,亦當博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后實,有所禆助而后安。不然則其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讀書所以明理,而明理者欲其有以燭乎細微之間而不差也。故惟考之愈詳,則察之愈密,察之愈密則吾心意志慮戞刮磨礪而愈精,則天下之理至于吾前者其毫厘渺忽之不齊,則吾必有以辨之矣。”朱熹認為讀書為學必須做到眼、口、心合一,全身心投入,才能有所得,“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爾。至于文義有疑,眾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于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于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眾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其似是而非者,亦將奪于公論而無以立矣。大率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后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未通則姑置而復徐理之。此觀書之法也。”最后一定要抖擻精神、痛切懇惻地下功夫,“使饑忘食,渴忘飲,方得。學者最怕因循,悠悠于學者最有病。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么精神,甚么骨筋!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為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10]4-9只有這樣,才能在學問上有所成就。

  朱熹為學的這些方法論,不正是清代徽州戴震等開創的“樸學”為學的基本路徑和方法嗎?因此我們可以說,清代徽州“樸學”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僅只是繼承了朱子學的“義理”原則,而且在方法論上,也在許多地方繼承了朱子學為學的基本方法。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朱子學是清代徽州“樸學”方法論的重要淵源之一。

  我們今天在討論“徽學”的時候,徽學的學術文化內涵無疑是我們所要關注的主要內容之一。我們從“徽學”這一地域學的學術概念來考察朱熹于朱子學對于徽學形成與發展的重要貢獻,這對于推進“徽學”的研究深度和廣度,以及地域學、區域學概念的形成歷程,應該不無益處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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