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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治”思想的內涵、功能及其實現途徑

時間:2019-12-05 10:10作者:冀君姣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禮治”思想的內涵、功能及其實現途徑的文章,儒家思想要在當代政治文化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需要從現代政治價值的角度,經過重新解讀、篩選和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文化發展呈現出更為開放、更為多元化的局面。

  摘    要: 中國自古被譽為禮儀之邦,傳統儒家思想更是將“禮”奉為圭臬。“禮治”是儒家思想中的精髓,雖然其中亦有繁文縟節、等級觀念等消極因素束縛甚至阻礙了社會進步,但瑕不掩瑜,其中精華仍可為今天所發掘和借鑒。把握禮治在當代社會中的積極功能、助力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建設的實現路徑、參與當代政治文化建設的啟示與檢省等幾個方面,有助于探索禮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及當代價值。

  關鍵詞: 禮治; 基本精神:當代價值;

  儒家思想要在當代政治文化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需要從現代政治價值的角度,經過重新解讀、篩選和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文化發展呈現出更為開放、更為多元化的局面。當海量信息與多元文化共榮成為人們生活的新常態時,不少人開始將目光回溯到傳統文化中尋根溯源,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政治文化日漸為大眾所關注。在政治層面,黨和政府以政策方針形式大力提倡。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專題闡述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在社會層面,立足傳統文化的社會團體、民間組織相繼涌現,如北京“東籬書院”、天津“拓思軒實訓國學”等。傳統文化在教育中的比重也有較大提高。在學術領域,儒家思想也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熱門領域。

  儒家思想中的核心“禮”,最大的意義和價值就在于維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因而為統治者所利用。儒家主張的“為國以禮”[1]184,是中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統治者們奉行的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這樣的政治實踐可以稱為“禮治”。作為儒家政治思想中核心概念之一的“禮治”,在當代政治文化中是否具有積極功能,如何才能汲取其中合理成分,助力當代中國政治發展,讓古老的智慧為新時代的發展增添活力,是我們應當去探索和梳理的問題。

  一、“禮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在當代政治文化建設中的功能

 。ㄒ唬“禮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禮”是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對人的品行及國家制度優劣的評價標準?鬃涌吹郊臼嫌“八佾舞于庭”[1]25(“八佾”即六十四人,是周天子專用的祭祀樂舞,季氏是魯國大夫,卿大夫只能用“四佾”),便忿恨至極,說“是可忍,孰不可忍也”[1]25?梢,在古代,“無禮”是對一個人道德品行最極端最貶低的評價!墩f文解字》中對“禮”的釋義是:“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禮”最初是祭祀鬼神,求得幸福的儀式,之后又囊括了很多不成文的習俗和傳統,后來才在此基礎上上升為社會行為規范,有了具體條文規定。早期的禮有著十分廣泛的內容,除了個人層面的冠禮及笄禮、婚喪嫁娶,社會層面的習俗、道德、行為規范、社會關系外,還包括國家治理中的經濟政治制度,甚至包括了刑罰、辯訟、治軍等與“法”息息相關的治理手段“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聦W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2]3?鬃痈侵鲝“禮”應該是人們的一切言行應該尊奉的標準,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1]185。
 

“禮治”思想的內涵、功能及其實現途徑
 

  可見,禮是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各種行為規范、社會習俗的總和。“禮”無所不包,“禮治”是以“禮”為基礎而形成的治國思想,以禮治國的含義就是用規范治理國家,約束臣民。

 。ǘ“禮治”的合理因素

  “禮治”的現代學術意義及價值在于:它在法律制度之外的領域提出了一系列社會行為規范,并通過這些規范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從而推己及人,營造良好的人際關系,進而推廣到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禮治從正面入手,著眼長遠,讓積極的觀念、態度在人的思想深處生根發芽。如果能夠將其引入社會治理,將對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和提高全體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發揮重要作用,對于當今社會治理也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就禮治思想的合理因素而言,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更是中國古人為世界貢獻出的關于社會治理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ㄈ“禮治”在現代社會政治文化發展中的積極功能

  不可回避的是,封建社會的“禮治”核心是“尊尊親親賢賢”,主要功能是“別貴賤,序尊卑”,封建等級觀念濃厚,而且將治理目標過份寄希望于明君賢臣,即所謂賢人政治,有重人輕法的傾向,這是今天必須加以揚棄的。但也不應將其粗暴地劃歸“人治”而予以摒棄。“人治”作為幾千年來封建文化的殘余,至今仍造成許多社會問題,有法不依、以權謀私等現象仍然存在,這些不良風氣需要靠法制建設來糾正。但不難分辨,這種消極的“人治”殘余與“為國以禮”之間還是有本質區別的。

  提高社會的文明程度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社會文明程度與政治文化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傳統的禮治思想可以從兩個方面發揮積極功能:一是建設性功能。即以人們的思想認同為基礎,建立一整套行為規范和道德觀念加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促進國家團結和發展。二是批判性功能。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價值多元化趨勢不可抑制,這種條件下,“禮治”所包含的道德教化的觀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人們對于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等社會弊病進行反思,從而遏制不良傾向。

  二、“禮治”發揮其積極功能的實現途徑

  實現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優良政治文化的引導,禮治思想作為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應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政治價值體系建構,推動社會組織發展和努力實現治理轉型。

 。ㄒ唬“禮治”應該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政治價值體系建構,發揮其助益性的思想功能

  “縱觀政治價值體系的結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政治價值信念、政治價值理念和政治價值規范。政治價值信念為整個政治價值體系和政治體制提供合法性和應然性支撐,政治價值理念是其邏輯化、理論化和系統化的表現。”[3]49

  在這三個層次中,政治價值信念和政治價值理念較為核心,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體地位,而在外層的政治價值規范方面,“禮治”思想可以發揮其助益性的思想功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設計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而這三個層面均可在“禮治”思想中找到支撐點,且恰恰與“禮治”所倡導的推己及人社會規范殊途同歸。在公民基本道德規范中,“禮治”思想更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參與社會主義政治價值體系建構,是“禮治”思想助力政治文化建設的最有效的途徑。

 。ǘ“禮治”思想應加強與現代學科、主流政治思想的融合,轉變理論形態

  政治文化的建設需要有民族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建設更是要突出“中國特色”。“禮治”思想如果能夠加強與主流政治文化的融合,就能夠助力于構建具有中國本土色彩的政治文化學術話語體系,助力于中國特色政治文化建設。目前,呂振羽等學者已經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立場去研究儒家思想,讓傳統儒家思想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與改造從而契合國情與時代的需要,這既是對傳統文化的創新與繼承,更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進與助力。

 。ㄈ“禮治”思想應積極發揮對于文明社會構建的指導作用

  禮治是從個體修養入手來促進社會良性發展的,從個人,推廣到社會、國家,實現群體乃至社會的和諧。在個體修養問題上,提倡以道德規范、社會準則約束于個人。“君子”是孔子樹立的道德楷模,“君子”應該具備“仁”、“義”、“禮”、“智”、“信”等基本人格要求。人們要自愛自律,不能任意妄為,要順應社會及歷史發展的規律。在個體與社會群體的關系上,“禮治”思想倡導“仁者愛人”[4]163,“已所不欲,勿施于人”[1]194,人與人之間應相互尊重愛護。這就要求人們社會生活中做到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愛、兄弟有悌、朋友有信,每種社會關系中都有禮可依,促進人際關系的和諧,如此推廣開來,個人遵禮守法,家庭和美安樂,整個國家就會安定有序。這些對于當今文明城市、文明社會的構建有很好的借鑒指導意義。事實上,不少城市在文明城市的創建過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借鑒了傳統“禮治”思想中的理念。

  三、“禮治”參與當代政治文化建設的啟示與檢省

 。ㄒ唬┒Y、法互補

  無論禮治還是法治,都是用規范來進行社會治理的方式。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曾講到,“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與法的區別只是在于維持規范的力量。”[5]41法律是靠國家權力來推行,而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傳統”之所以被傳承下來,是因為它是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這種經驗能夠使人們在彼此妥協合作的條件下采取有效的方法獲得資源,滿足各自的生活需要。禮治可以通過道德教化的方式使人們自覺遵守行為規范,從而在教化中養成人人敬畏之感,使人主動“服禮”,防患于未然,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在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中,“禮治”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秩序不能單純依靠傳統去維持的時候,就需要“公約”,即“要保證大家在規定的辦法下合作應對共同問題,就得有個力量來控(下轉第73頁)(上接第70頁)制個人”[5]43,也就是所謂的“法治。”如秦代那樣只依靠嚴刑峻法則不能長治久安。禮治與法治相結合,各自取長補短,既加強現代法制建設,又借鑒傳統禮治思想的思路和基本精神,提煉其合理因素,才能夠更好實現社會秩序與風氣的改善。

 。ǘ┑、禮并重

  “禮治”有道德教化的成分,卻又不等同于道德教化。道德是由社會輿論所維持的,而“禮”是經由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遵從的傳統的習慣,也就是實現道德教化的規范體系。因此,公眾普遍認可的道德標準是施行“禮治”的前提。

  先樹立社會公德的標準和儀式,才能有“守禮”的依據。事實上,社會上的各種文明公約、行為準則等規范,都是在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公民基本道德規范等道德標準的前提下提出的。先要有使人認同的道德價值,才能更好發揮禮治的積極功能。

 。ㄈ┺饤“禮治”思想中非理性成分。

  傳統文化具有不可拋棄和抹殺的生命力。對于“禮治”思想,一方面我們要肯定其積極作用,但是同時也要注意到其中的非理性成分。要以我國當前社會政治實踐為依據,在尊重傳統政治文化合理因素的基礎上接納現代政治理念。需要明確的是,無論是“禮治”還是“仁政”等儒家文化的概念都無法再擔綱現代政治價值體系主體的重任,在當代中國政治文化中只是充當一種助益性的力量。所以,若要“禮治”思想發揮建設性作用,還需要進一步去粗取精。對于“禮治”,在私人領域更好發揮其教化作用,使人服膺,提高主動性。在公共領域提供另一種維持秩序的思路,彌補法治的遺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6]313。要讓儒家“禮治”思想和其它優秀的文化資源一道,助力于公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讓傳統儒家“禮治”思想接受現代政治價值的規訓,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尊重社會秩序傳統和政治文化傳統,從實事求是的態度出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讓傳統文化煥發出活力,有助于當代政治的穩定與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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