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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繼光的心學淵源與心學思想探析

時間:2019-11-23 09:55作者:朱美娣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戚繼光的心學淵源與心學思想探析的文章,戚繼光赴浙抗倭,始投于錢德洪門下,細究心學,并于戎馬倥傯之際向王畿問學。在各方熏染下,他篤信“良知”說,論學以“治心”為要,在方法上,反對當時盛行的空虛之法,堅持以“誠意”為工夫,從而有較深心學造詣。

  摘    要: 戚繼光赴浙抗倭,始投于錢德洪門下,細究心學,并于戎馬倥傯之際向王畿問學。在各方熏染下,他篤信“良知”說,論學以“治心”為要,在方法上,反對當時盛行的空虛之法,堅持以“誠意”為工夫,從而有較深心學造詣。同時,創造性地將心學思想運用于治軍上,提出“治心”“練氣”之說,主張將士以忠義之心相感召,同心戮力,盡分安民。

  關鍵詞: 戚繼光; 陽明心學; 治心;

  Abstract: During Qi Jiguang's fight against Japanese pirates in Zhejiang, he first studied mind philosophy from Qian Dehong and also studied from Wang Ji in his spare ti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eople, he turned to “conscience”, saying that “Heart Governance” is the main point of the study. In terms of methods, he opposed the emptiness that prevailed at that time, insisting on “sincerity”.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creatively applied Philosophy of Mind to the military, advocating that the soldiers would be inspired by the heart of loyalty. They would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e best of the people.

  Keyword: Qi Jigu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mind; heart governance;

  一代名將戚繼光南平浙閩,北鎮薊門,戰功赫赫。就其思想根源而言,得力于陽明心學不少。其子嗣所為《戚少保年譜耆編》說他“私淑陽明,大闡良知,胸中澄徹如冰壺秋月,坐鎮雅俗有儒者氣象”,[1]2最早揭示戚繼光深受陽明心學影響的事實。后世論者也多論及陽明心學對其治軍思想的影響,“戚繼光身處王守仁思想廣泛影響的大背景下,終生服膺陽明心學,由‘良知’發展出‘正心之術’,并應用到將帥的培養當中,把端正思想作為做將帥的根本”;[2]59“戚繼光的思想受‘心學’影響頗深,但對于‘心學’引發的時弊也有批評,他的主張雖然沒有理學上的理論創新,但其將儒家的道德修養學說和軍事學說結合起來,應用到軍事實踐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儒家經世致用的主張”。[3]154戚繼光深受陽明心學影響已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其具體由何途徑接觸陽明心學?其心學造詣究竟如何?如何將心學應用于治軍中?則尚無專論。本文擬據相關文獻資料對此問題作初步的探究。

  一、戚繼光的心學淵源

  戚繼光生于嘉靖七年(1528),是年為王陽明卒之前一年,不及見陽明。然他生活的前期——嘉靖時期,正是陽明弟子激揚心學的重要時期。戚繼光不僅身處此心學思潮之中,受其影響,而且與陽明高第王畿、錢德洪有直接淵源。

 。ㄒ唬殄X德洪門下士

  王畿、錢德洪雖入陽明之門稍晚,但親炙最久,所得良多。陽明將他們作為新入門弟子的“教授師”,1在陽明心學的傳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戚繼光也是通過他們對陽明心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王畿《刑部陜西司員外郎特詔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緒山錢君行狀》中言及戚繼光與錢德洪之間的關系:
 

戚繼光的心學淵源與心學思想探析
 

  君善識人,大司馬胡梅林方尹姚,君曰:“必為當今明將。”勸其讀先師《奏疏》、《公移》。乙卯,倭奴焚掠鄉居,君作《團練鄉兵議》,以贊成之。首薦門下士,今都督戚繼光、總兵梁守愚,卒賴其力,以成大功。梅林謝君日:“始疑公儒門,不閑將略。乃知善將將也。”[4]590

  “緒山”是錢德洪的號,“梅林”乃胡宗憲的號。乙卯為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之禍于此年波及到錢德洪的家鄉余姚!都尉笘|南平倭通錄》記載,此年“倭二百余人,自樂清岐頭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寧海等處,所過焚戮,官兵莫能御。至楓樹嶺,慈溪領兵主簿畢清見殺。賊遂至余姚,由上虞渡曹渡江(筆者按:‘曹渡江’訛誤,當作‘曹娥江’),犯會稽”。[5]26在此關鍵時刻,錢德洪提議練鄉兵自衛,并把門下士戚繼光、梁守愚推薦給時任浙江巡按監察御史的胡宗憲。胡宗憲是陽明另一高第歐陽德的弟子,和錢德洪關系密切。

  然錢德洪推薦戚繼光之事《戚少保年譜耆編》卻失載?肌赌曜V》,戚繼光于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從山東調任浙江都司僉書,第二年秋七月,即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升任分守寧、紹、臺地方參將:

  初,家嚴僉書浙藩,勵精宣勤,督造有法。會倭寇桐鄉,從總督出御,贊畫多方,寇隨引去。適朝議以定海邇。夷島重地也,宜添設將官;參將重任也,又宜簡擇良將。制府胡公宗憲目家嚴而心多之,錄名以請,遂得旨任新命焉。[1]17

  在倭寇蔓延,簡擇良將之時,戚繼光被提拔,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戚繼光的才干。早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23歲的戚繼光入京參加武科會試,正遇上俺答入侵,戚繼光就表現出了杰出的軍事才能!赌曜V》記載:“京師戒嚴,詔簡材官戍城守,入試者亦選登陴。家嚴乃總旗牌,督防九門,復條陳御虜方略十余事,悉勝算也。部當其議,以國士聞,隨奏命刊播中外,使將士習法,用之退寇,若持左券,遂紀錄將才云。”[1]12

  另一方面,也與錢德洪的舉薦不無關系。因為錢德洪于胡宗憲為師輩,當時在浙江一帶宣講心學,德高望重,在地方鄉紳中頗具影響力。這一點,可以從《年譜》記載的另一件事來印證。戚繼光與倭寇交戰的兩年中,發覺官兵孱弱,沒有戰斗力;而客兵2雖有戰斗力,但桀驁不馴,難以依賴。因此于兩年之后,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向胡宗憲提出訓練土兵之建議:

  家嚴目睹其弊,遂條上《練兵議》,請練越人以從事。質諸左右,左右蹙額阻之;詢及寮寀,寮寀哄堂笑之。皆曰:“御倭事自有督撫主持,且從來未聞倭可殺者。須待其飽載歸,浮海擊之,庶可獲功贖罪,而漁利復不貲也。”家嚴喟然嘆曰:“凡司三軍之上者,必曰練兵。夫此‘練’字,即練絲者,將生練熟,以‘織彩’之謂也。巧匠能練無知覺之生絲使之熟,而將官乃不能練有知覺之民使之戰,不亦愧于工匠乎?況倭非大創盡殲,終不能杜其再至。”乃排群議而上之。制府胡公覽而擲之于地,曰:“浙人可練,我自為之,豈俟汝耶?”少頃,令吏取而復讀之,曰:“此舉或聞諸鄉士夫,我如不允,必歸咎也,姑勉從之。”[1]18-19

  從此條記載我們看到,胡宗憲對練土兵本來是持反對意見的,后轉而同意,關鍵在于“此舉或聞諸鄉士夫”,所謂“聞諸鄉士夫”,當指王畿所記載的錢德洪《團練鄉兵議》之事。由此可見,錢德洪舉薦戚繼光,當屬實情。戚繼光訓練土兵的提議,當是受錢德洪之啟發。

  那么,戚繼光與錢德洪之間,具體是什么關系呢?因為明人所用“門下士”一詞,所指頗為寬泛。大體說來,主要有三個層面。其一,科舉方面考官與考生的關系;其二,官府層面上下級之間、或先達提攜晚輩的關系;其三,學術思想層面老師與弟子之間的關系。錢德洪生于弘治九年(1496),僅嘉靖十三年(1534),聘主廣東鄉試;嘉靖十七年(1538)左右,任國子監監丞。[4]584-593戚繼光生于嘉靖七年,嘉靖十九年(1540),13歲時始在故鄉山東從儒士梁玠讀書。嘉靖二十三年(1544),17歲襲父職任登州衛指揮僉事,[1]1-41二人沒有科考、官府層面的交叉,所以,王畿所謂的“門下士”,主要指學術思想層面的關系,即戚繼光跟從錢德洪研討心學。

  戚繼光是何時結交錢德洪的呢?考諸履歷,戚繼光17歲襲父職任登州衛指揮僉事,到28歲任職浙江,一直在故鄉山東任職。這期間只有嘉靖二十七年(1548)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薊門輪值防邊,春去秋回;嘉靖二十九年進京參加武科會試,才在京城。[1]1-41而錢德洪嘉靖二十二年(1543)因郭勛事出獄后,一直在故鄉紹興一帶講學,二人相遇可能性不大。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戚繼光調任浙江之后,他因素喜陽明心學,故而特地拜訪錢德洪,討教心學。錢德洪也很賞識戚繼光,故收為門下士,后來舉薦給胡宗憲。

  (二)與王畿的交往

  戚繼光不僅為錢德洪門下士,還與王畿有書信來往。王畿集中保存有《與戚南塘》一書,全文如下:

  春初,聞丈少挫,方以為慮,近接手報,復得大捷,余寇多驅入廣,境內漸安。誠與才合,謀與勇濟,以全生為主腦,以除殘去暴為權法,持之久遠,不要目前近利,古所謂儒將者,非耶?

  兵革百萬之中,不忘論學,從一念上討生死,可謂知所用力矣。䌷繹《止止堂集》,尤見造悟真切,微言隱義,盡有所發。但中間尚有承襲舊見、未超脫處。

  《大學》首章,乃孔門傳述古圣教人一大規矩,明德、親民、止至善是大綱領,后儒以“親”作“新”,以致知為推極知識,以格物為窮致物理,失卻古圣一體立教宗旨。吾丈集中所示經解,千里毫厘,正在于此,不可以不辨也。今附《解義》一冊,細加參詳,更當有豁然處。

  古人以靜為學,公余,尤望時時靜坐,窺見本來面目,把柄在手,天下事皆迎刃而解,蜂午不足理矣![4]303

  “南塘”為戚繼光的號,據此信內容來看,當為戚繼光向王畿寄送自己的《止止堂集》以求教。3王畿認為戚繼光所作《〈大學〉經解》所持“新民”之說,仍然泥于程朱理學“明德”以“新民”之說,需要進一步體悟,故而附送自己作的《〈大學〉解義》以供參考。因為陽明心學認為《大學》“親民”原文本來無誤,“明德”即是“親民”,二者是互為體用,是二而一的關系,并非朱熹所解釋的先“明德”而后“新民”。4二者雖一字之差,卻是陽明心學與程朱理學修德成圣取徑差異所在,故王畿特地提出來,以求對戚繼光有所助益。

  這封信具體作于何時呢?王畿信中言“余寇多驅入廣,境內漸安”,顯然屬于在浙江抗倭之時?贾T相關史實,浙江從嘉靖三十四年倭患日益嚴重,到嘉靖四十年(1561)徹底肅清,其間有兩次“境內漸安”之時。第一次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據《年譜》,此年經過桃渚之戰、海門之戰,才把倭寇逐出浙境,“兩浙始稱寧謐”;[1]30第二次是嘉靖四十年,《明史·戚繼光傳》載:“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雁門嶺。賊遁去,乘虛襲臺州。繼光手殲其魁,蹙余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臺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后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偙俦R鏜、參將牛天錫又破賊寧波、溫州。浙東平。”[6]5611這次是徹底平定。據此,則此信的寫作時間當在嘉靖三十八年或嘉靖四十年。此信開首言“春初,聞丈少挫”,則此年春,應該有戰事?肌赌曜V》,嘉靖四十年(1561)春,戚繼光正在訓練義烏新兵,并無戰事。而嘉靖三十八年(1559),“春三月,島夷入犯金墩,部兵追戰于松浦,再戰于監溪,兩討平之”,[1]23此年夏五月才結束戰斗。故王畿此信當寫于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左右。

  綜上,戚繼光赴浙抗倭,始投于錢德洪門下,細究心學。并于戎馬倥傯之際向王畿問學。顯然,戚繼光對陽明心學是相當服膺的,且對心學思想的學習也頗為用力。那么,戚繼光的心學造詣究竟如何呢?

  二、戚繼光的心學思想

  戚繼光不僅用心研討陽明心學,且身體力行,用它來指導、提升自己的生命質量。他自言所得曰:

  予本無良,然中年以后,頗知于切實處用力。工夫既久,漸覺往日之事,百孔千瘡,非出血氣,即屬孟浪。自覺二十歲上下,務索做好官,猛于進取,而他利害勞頓皆不屑計也。廿六七以后,責任既重,惟以顛覆是懼,猶謂人之利鈍,皆出巧謀,豈有定命。三十以來,經履盤錯之多,視拙者之安,巧者之失,始翻然醒悟,識見漸定。舉一切身命利鈍外至之累,免為吾擾,而志在求為好人品矣。[7]244

  戚繼光生于嘉靖七年,二十歲左右為嘉靖二十七年;二十六七為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十歲為嘉靖三十七年(1558)。據其所言,則人生境界的根本性轉變在嘉靖三十七年以后,其原因在于心學為學工夫日深,氣質變化明顯。前已述及,他入錢氏之門在嘉靖三十四年,時間上正好吻合。概而言之,戚繼光的心學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大的方面。

  首先,篤信“良知”,論學以“治心”為要。

  王陽明拈出“良知”為論學宗旨,影響深遠。戚繼光崇信良知說,他強調:“只一良知,便可徑到圣賢地位,便可日日見堯舜。”[7]259

  在戚繼光看來,“良知”是天命之善性。他解《大學》“明德”一詞曰:“夫明德,我之所得乎天者也。”[7]239此處的“明德”,意同“良知”。人的這種“良知”是不依賴后天聞見的。他在《王烈婦墓表》中說:“夫妻道、臣道,一而已矣。女德符于人倫,天降之良也。又何事夫聞見學問哉?”[7]132僅這種立場,就彰顯出他思想中不同于朱學的王學標記。

  但是,人的“良知”又易于為各種社會習氣所遮蔽,王陽明強調“致良知”之功。戚繼光也十分重視這一點,他題新河“忠一堂”曰:“凡我同儕,荷國恩于茲二百余年,受娠之初,此身即為國家之身。但壯年以來,為貨財、色欲、口體、勢利所奪,如是愛樂惡苦、貪生畏死,有所顧惜,則良知遂泯。忠矣且不能,況能一耶?”[7]245因而,為學需要下“致良知”之功。他指出:“近世人輕易看書,辭日繁,道益晦,只是欠‘身體力行’四字耳。”[7]258

  “身體力行”四字可謂揭示了王陽明“致良知”的精髓。戚繼光不僅理論上如此認識,也真正做到“身體力行”。這一點,只需要看看他的《止止堂集》中他與人交往、行軍打仗的詩文,就明白并非虛言。

  其次,反對空虛,主張“治心”以“誠意”為工。

  戚繼光生活的嘉、萬時期,正是陽明心學爭論紛紜、流弊漸生之時,僅浙中王門就有王畿、錢德洪兩個派系。王畿、錢德洪雖并稱王門高第,但二人的見解卻存在較大分歧。大體說來,錢德洪主張在事上磨練,而王畿則主張直信本心,其差別相當于禪宗“漸悟”“頓悟”之差異。戚繼光對當時心學流弊有明確批判:“學道者以漸進為愚,以頓悟為賢。天下之人皆欲求頓悟,恥從漸進,而不思吾人生稟中人之材多,上智之材少,只要一步便到圣賢地位,卻將下學工夫不肯討論。”[7]25戚繼光明確反對“直信本心”之說,主張以“誠意”為工夫,在事上磨練。

  戚繼光在《大學經解》中說:“意至此而后謂之至誠。真知善為天命所付之本然,故能好之如好好色;真知惡為物欲所生之邪穢,故能惡之如惡惡臭。察識到天命源頭去處,故意可得而實,而意之所發,皆明德矣。”[7]24結合“明德”來闡發“誠意”,與陽明“《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觀點相同。[8]242因此,“治心”的關鍵就在于“誠意”,他指出:

  天地之久,日月之明,誠而已矣。居深而服遠,以一而聽萬,奸詐巧偽,紛沓不一之情,而卒莫逃吾軌域,終歸于化者,亦誠而已矣。[7]244

  顯然,在戚繼光看來,“誠”不僅是天地、日月運行的特質,也是化成天下的工夫。其實也就是上述“可得而實,而意之所發,皆明德矣”之意。

  因此,“治心”的關鍵在于在日常事務中磨練,以“誠”對待一切事物。他強調:

  無一事不為善,無一語不為善,無一時不思善,積久則能動天地,行鬼神。為惡之人,無一事、一語、一時不為惡,積久亦能動天地,行鬼神。但善者降之百祥,惡者降之百殃耳。吾人學道治身,可不由絲銖積累乎?自厭自足者,不足以語此。[7]252

  這里特別強調“絲銖積累”對“治心”的重要性,與錢德洪的主張正相同。錢德洪言:“蓋心無體,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應感起物而好惡形焉,于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誠意之功極,則體自寂而應自順,初學以至成德,徹始徹終無二功也。”[9]123由此明顯可看出戚繼光對錢德洪學說的繼承。

  黃宗羲評王畿、錢德洪曰:“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系縛,先生則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10]226應該說,戚繼光對“誠意”之工的堅持,很好地避免了陽明后學走向空虛之流弊,正彰顯了戚繼光心學造詣之醇正。

  第三,復其本性,心治即為圣人。

  朱學與王學本質上都是希圣之學,成圣是為學的最終目標。然而在對圣人本質的看法上,王陽明與朱熹卻存在著較大分歧。朱熹認為圣人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而王陽明則認為圣人的特質不在博學多能,僅是其心純乎天理而已。因此,王學主張,只要心純乎天理,即為圣人。戚繼光也持此看法,他說:

  “凡人皆可為圣賢。”圣賢之道,不外于匹夫匹婦之性,飛潛動植之理。但凡人偶能勉強,或可以一事為圣賢,而不能事事為圣賢;蚩梢砸粫r為圣賢,而不能時時為圣賢。又皆不自返照腔子里面,便謂圣賢高速難學,自棄多矣,可勝嘆哉![7]252

  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圣賢之性同乎匹夫匹婦之性;其二,只要返其本性,即可為圣賢。這正是陽明心學最振聾發聵之處,因為在心學里,不被世俗觀念污染的童心之真恰恰是心學人士所極力追求的。戚繼光正是繼承了這種新的圣人觀念,堅持凡人皆可為圣賢。

  但人心往往為后天聲色、功名、利祿之類欲望所遮蔽,并不就是圣賢,仍需加以成圣之功。戚繼光提出:“人性之所有者,吾復之;人情之所欲者,吾反之。眾人困于聲色貨利,而吾獨不為困焉,便出眾人一頭地,就是陸行神仙,見世活佛,便是眾人中圣人,又何須講異端而求他歧哉?”[7]249此語簡單直接,把王陽明“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之意說得更加透徹明白。[8]790

  三、戚繼光心學思想在軍事中的表現

  戚繼光不僅戰功卓著,所向披靡,而且著有《練兵實紀》《紀效新書》等專著,談論治兵方法及策略,向來為人看重。5但這些兵書與《孫子兵法》《六韜》等古代著名兵書有很大區別。這個區別就是,作為一個軍事家,戚繼光最看重的并非前人講的排兵布陣、精練武藝等,而是注重“治心”“練氣”。因為在戚繼光看來,排兵布陣等事都是治兵之粗者,而“治心”“練氣”才是治兵之精者。這正是戚繼光的獨得之秘。他提出:“心為主將,氣為士卒,治心則得良將,治氣則得猛卒,理相須也。”[7]263這種思想,正是得力于陽明心學,茲就其大者,略論數端。

  首先,主將以“治心”為要。一般而言,將帥帶兵,多追求精兵猛將,堅船利炮,而戚繼光則把治心放在首位。他所謂的“治心”,主要是治主將之心。他所說的主將,并非大將之謂,而是指裨將、隊長、哨長等有帶兵作戰之責者。[11]230他說:“將之于兵,殆人身之有心乎?心附于胸,而運虛靈之理,酬酢萬變,殆將附于法,而本虛靈之運,指揮三軍者也。心蔽于物,將蔽于心,一而己矣。”[11]205

  在戚繼光看來,軍中主將與士兵是一體的,就如人的心與身之關系。人心是身的主宰,主將就是軍隊的主宰,一切軍事活動,都取決于主將,因此,主將就是軍隊的靈明,其言動靜默、所求所欲就至關重要。

  戚繼光主張為將要先治“心寇”,所謂“心寇”,主要指“積金帛,廣田宅,侈功名,保首領,與時遷移”等種種物欲、功名欲。[7]245這些欲望潛藏在內心深處,往往會左右主將的愛憎、決策等,從而導致敗績,或犧牲無辜者之性命。他這種對“心寇”的重視,正與王陽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主張一脈相承。[8]168那么,如何治“心寇”呢?

  戚繼光提出:“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誘,明其忠義,足以塞于天地之間,而聲色、貨利為人害者,悉去之。”[12]365-366其具體做法是先讀《孝經》《忠經》《論語》《孟子》《武經七書》;然后讀《春秋》《左傳》《資治通鑒》;最后讀《大學》《中庸》,并在行軍中逐漸磨練?傮w說來,就是以理學治心之法治主將之心,復其天理,滅其人欲。他明言,這樣循序漸進的目的在于使主將“知心性之源。源潔流清,如見鳶魚”。[12]367若能如此進階,就可做到“善將心者,以意為偏裨,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戒慎恐懼,防乎其防”的最終目標。[7]263-264

  按此方法,主將若能除去心寇,在行軍打仗之際,就可“于怒、于惡、于欲處發得中節,故不妄殺,不擄掠,不計功,不掩罪,不惕于利害,不撓于死生,皆出自然矣”,[7]264也就能做到“盡分以為心,安民以為志,庶功名、富貴、是非、毀譽,不足以累”。[7]265

  戚繼光不僅在理論上這樣主張,實際也如此踐履。嘉靖四十年取得長沙之捷后,忽聽聞倭寇搶掠百姓上千人藏于舟中,戚繼光即發誓:“不愿俘馘,惟祈天救此男女,即收兵。”[7]258次日,沖入倭寇巢穴救出百姓即收兵,不以斬獲多少為念。剛撤退,外出倭寇即從四面八方返回巢穴。戚繼光正是不貪功,不求名,才能全身而退。

  其次,練兵以“練氣”為首。俗言百萬雄兵,在兵士人數眾多的情況下,如何“齊強弱為一人,合萬人為一心”是治兵面臨的主要問題。[12]210戚繼光認為就練兵而言,練習武藝、陣法,乃為末技,非知本之論。其本在于“練氣”。戚繼光釋之曰:

  以將對兵言,貴乎練心。以兵對敵言,貴乎練氣。氣猶泉水也,不能常清常盈,澄之則清,撓之則濁;清而蓄之,濁而澄之。練心也,盈可復汲,清可復撓,一蓄一盈,一清一汲,水不可勝用,而泉永不涸矣。[7]268

  這里戚繼光把練氣與練心統一起來,所謂練氣,其實也就是練心。因為氣的根源在心:

  氣發于外,根之于心。故出諸心者,為真氣;格于物而發者,為客氣。練心則氣自壯。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心也。……是心者內氣也,氣者外心也。故出諸心者為真氣,則出于氣者為真勇矣。[12]211

  戚繼光用孟子的“浩然之氣”來解釋他說的氣,很能揭示練氣之內涵。因為孟子所言“浩然之氣”,是植根于義理的一種至大至剛之氣,是集義所生,而非義襲所生。正與戚繼光“真氣”“客氣”之分相應。因為,“真氣”源于人善心之本然,而不是為外界因素所誘發,因而發而為“真勇”。戚繼光“用兵能用浩然之氣,即是義理之勇,否則血氣而已矣”之語正可作為此義的注腳。[7]264

  那么,如何練這種“真氣”呢?戚繼光曰:“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12]212

  戚繼光的方法就是“身率之道”,即主將以身示范之感召。這里有兩個層面,第一,主將以身示范;第二,“以誠感誠”。前者就與前述“治心”巧妙結合起來,使治心成為練氣的基礎;至于后者,前已論及,“誠”正是心學的主要修煉方法,主將忠義之心定能感發兵士的忠義之心。何以見得呢?孟子言人性本善,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而可互相感召。陽明心學的基礎正是孟子的“性善論”。戚繼光對此理論的應用可謂出神入化。

  這樣一來,“練兵”的真義就不在教場,而是蘊含在主將平居言動語默之間。戚繼光言:“教場操練,不過鳴金鼓號令,習射打擊刺手藝之能。此等事不是在人家房門內、院墻內做得者,故設教場操練之。平時在各歇家,若肯心心在當兵起念,一心以殺賊為計,蓄養銳氣,修治軍裝,講明法令,通之以情,結之以心,雖靜處閭閻亦謂之練,乃真練也。”[12]214主將如此練兵,兵士“雖愚,昕夕得于觀感,積漬之久,感于愛,則愛君、愛將而身非所愛;感于義,則不忍后君、后將而先其所私;感于禍福之辨,則患難不足恐而親上之志堅;感于修短死生之數,則水火存亡不足以奪其心”。[12]215-216如此一來,即可“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萬人為一死夫。是吾以一心之萬力而敵萬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彼萬生命”,[12]216當然就會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可見,戚繼光治軍思想最特出的地方就在于“治心”,即滅自私自利之“心寇”,以忠義之心相感召,不以財貨、功名為念,而以報國、安民為志。陽明言“為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8]30“治心”,就是戚繼光治軍之“頭腦”。

  四、結語

  戚繼光赴浙抗倭,始投于錢德洪門下,細究心學,并于戎馬倥傯之際向王畿問學。在各方熏染下,他篤信“良知”說,論學以“治心”為要,在方法上,反對當時盛行的空虛之法,堅持以“誠意”為工夫,從而有較深心學造詣。并創造性地將心學思想運用于治軍上,提出“治心”“練氣”之說,主張將士以忠義之心相感召,同心戮力,盡分安民。戚繼光歷經大小數百戰,始終立于不敗之地,良有以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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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郭玉江,張建豐.論陽明心學對戚繼光武學理論的影響[J].蘭臺世界,2013,401(15):58-59.
  [3] 朱曉紅.理法的交融與和諧——戚繼光治軍思想芻議[J].軍事歷史研究,2006(4):15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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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戚繼光.練兵實紀[M].邱心田,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
  [12] 戚繼光.紀效新書[M].范中義,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

  注釋

  1王陽明晚年由于入門弟子眾多,不能一一指授,遂仿照釋迦牟尼的做法,令其造詣較高的弟子指導新入門者,當時稱為“教授師”。
  2客兵,指明代從云貴一帶調遣過來的少數民族武裝力量,因遠調而來,于地方為“客”,故稱“客兵”,又稱“狼兵”。
  3“止止堂”為戚繼光書房名,后其文集取名《止止堂集》,F存的《止止堂集》,前有郭朝賓萬歷二年(1574)仲冬序,則結集時間當在萬歷二年左右。但戚繼光文集取此名則較早,此時當初步成型,故而寄于王畿,以求有所進益。
  4王陽明《大學問》釋“親民”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王守仁撰,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8頁。)
  5關于戚繼光的軍事思想,可參看朱亞非《練兵與練將--戚繼光軍事理論再探討》(《齊魯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朱曉紅《理法的交融與和諧--戚繼光治軍思想芻議》(《軍事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趙國華《戚繼光軍事思想探論》(《理論學刊》2008年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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